臺前調查局長生前自曝，自己就是當年隱藏在延安領導人身邊的特工

1937年4月25日，延安城南，天剛亮透。

一輛軍用敞篷卡車停在延安南門外，發動機低鳴著。車上擠了二十五個人：紅軍副總參謀長張云逸、參謀處負責人孔石泉、副官陳友才、警衛排戰士、記者、翻譯，還有坐在駕駛室里的周恩來。目的地是西安，任務是談判——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正處于關鍵節點，紅軍改編的事還沒談攏，周恩來要去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張沖當面說清楚，之后還要上廬山見蔣介石。

這是一次絕密行程。出發前，陳友才把沿途可能遇到的麻煩挨個交代了一遍，囑咐大家提高警惕。

這些人大多數都爬過雪山、走過草地，打仗是本行，可"坐著輪子"進西安，還是頭一回。車上氣氛不錯，有人說笑。

沒人知道，前一天夜里，延安城里有個人已經把消息送出去了。

這個人叫馮長斗，是潛伏在延安城內的土匪坐探。出發時間、走哪條路、坐什么車——消息在卡車發動之前，已經到了伏擊者手里。

勞山，延安以南大約四十里，甘泉縣境內。山巒連著山巒，樹密路窄，兩邊是峭壁，地勢叫人一看就明白：這是個打伏擊的好地方。清朝同治年間，清兵進剿在這里中過埋伏，折了千人；1935年，東北軍在這里丟了兩個團。那天的卡車開進去，就等于鉆進了一個口袋。

上午九時前后，槍聲炸響。

子彈從三面山崖上同時打下來。第一波火力精準地打穿了輪胎，又打倒了司機。卡車失控，橫在路中間。車上的警衛戰士立刻往下跳，手槍和手榴彈射程有限，對方居高臨下，火力上百，這完全是一面倒的屠殺。

周恩來拉開駕駛室門跳下車，掃了一眼地形，當機立斷——不能硬打，往右側密林里撤。他大聲喊："下車！散開還擊！"

這時候，陳友才做了一個決定。

他的身形、相貌跟周恩來極像，長征結束后就被調來當隨身副官。那天出門前，他穿了一件黃色呢子制服，頭戴禮帽，腳蹬長靴——這是周恩來出訪時常有的打扮。

槍一響，他大腿中彈，已經無法快速移動。但他沒有趴下，而是撐起身子，朝著和周恩來相反的方向，一邊指揮一邊大聲發號令，把自己暴露在對方視線里。

土匪的槍口全轉向了他。

眼尖的匪徒看見那個頭戴禮帽、身穿黃色制服的"長官"正在指揮，把情報打上去，匪首一聲令下，所有火力朝陳友才集中過去。就在這個當口，周恩來、張云逸、孔石泉和一名戰士鉆進了右側的密林，翻過山脊，脫了險。

陳友才身中六彈，倒在地上。

土匪沖過來，翻他的口袋。口袋里有一張名片，上面寫著"周恩來"三個字。他們以為大功告成，又對著這具遺體捅了二十多刀，這才撒腿跑了。

延安接到消息，馬上發兵追擊。等援軍趕到勞山，土匪已經跑光。現場留著二十一具烈士遺體，陳友才的遺體被捅爛了，衣服碎成布條，口袋全被翻空。

這場伏擊，距離延安城只有四十里。組織如此嚴密、時機如此精準的襲擊，背后必然有人泄露了消息。行程是絕密級別，知情人極少。究竟是誰？延安保衛部門當時沒能給出答案。

這個問題，要等四十多年之后，才由一個人親口說出來。

時間倒回到1930年代的上海。

沈之岳，浙江仙居人，1913年生，家里條件不錯，從小念書。1930年進了南京中央軍校，1933年考進上海復旦大學。在上海，他跟著身邊的共產黨同學越走越近，開始參加工人運動。后來做了罷工運動的帶頭人，被國民黨當局抓了進去。

被捕之后，他做了一件很出格的事。

他沒有喊冤，也沒有認罪，而是從容不迫地編了一個故事——聲稱自己是某位國民黨大員的親戚，細節說得有鼻子有眼，核查起來又不方便當場戳穿。一幫老特務給他唬住了，不敢用刑，只能先查。這件事傳到戴笠耳朵里，戴笠是軍統局的實際掌舵人，素來愛惜奇才，聽說有這么個年輕人，專門找來談了幾次。

兩個人越談越投機。

沈之岳就這么被戴笠收進了麾下，送入浙江警官學校接受訓練，加入了國民黨特務系統，受戴笠單線指揮。

戴笠給他布置的任務，不是一般的情報工作——他要沈之岳打進延安，潛伏到中共核心，伺機刺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領導人，同時搜集情報。

這個任務夠大，門檻也夠高。沈之岳花了好幾年做準備：自學俄語和馬列主義，熟讀《共產主義ABC》，把自己包裝成一個標準的進步知識青年——復旦大學的學歷、上海工運的經歷、坐過國民黨黑牢的資歷，每一項都是進延安的"敲門磚"。

1938年4月，機會來了。

重慶中央大學有兩位教授，蕭致平和劉永川，出于對中共的同情，申請到延安訪問，獲得批準。沈之岳跟著這支隊伍，用化名"沈輝"一起進了延安。一行人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接見，在延安待了一個多月。等教授們準備離開時，沈輝突然提出——自己被革命精神所感召，要留下來參加革命。

這個請求，順利獲批。

收發，看起來是個小職位，實際上是個信息節點。

沈輝就這么安安穩穩地在楊家嶺待了下來。

然而他實際做的事，和軍統給他布置的任務之間，有一條很大的距離。延安的安保遠比他預想的嚴密，楊家嶺領導人的住處，他連靠近都沒有機會。刺殺任務從未啟動。他能做的，只是在暗中把幾次中共領導人講話的內容整理成情報，想辦法傳回重慶。

這條線，保持著，但越來越細。

直到1939年的某一天，他在自己的住處門口發現了軍統聯絡員留下的接頭暗號。

沈輝坐在那里，想了很久。

當時的延安，保衛部門正在展開大規模排查。就在幾個月前，中統派來的特務孟知荃已經被抓，供出了軍統有一名高級間諜潛入延安的消息。整個延安保衛系統都已經進入高度警戒狀態。如果這時候去接頭，被發現的風險極高。

當天夜里，他毀掉了暗號標記，沒有赴約。他主動切斷了與上線、下線的聯系，把自己變成了一枚死棋——沒有來往，沒有接觸，什么痕跡都不留。

就是這個決定，讓他在延安一次又一次的清查行動中，始終沒有露出破綻。

1939年秋，延安保安處副處長周興接手了一個看起來不大的案子。

清涼寺有個和尚，被人舉報跟附近婦女有染。周興派人去查。

偵查員在和尚住處發現了一條紅色棉被。出家人要這東西干什么？順著線往下查，發現這個和尚經常去城里一家雜貨鋪。

雜貨鋪老板姓周，河南口音，在延安開了兩年鋪子。鋪子不大，來往客人不少。偵查員蹲了幾天，注意到一個規律：凡是來鋪子的客人，進門第一件事，都是看貨架上擺著的那塊紅布。

紅布在，正常交易。紅布不在，轉身就走。

這是接頭暗號。

周興馬上布置抓捕，突擊審訊雜貨鋪老板。老板供出了一條讓人脊背發涼的消息：軍統已經在延安布下了一個潛伏網，幾名特務已經打進了核心機關。更關鍵的是，他交代了一件事——軍統派來的一個"頂級特工"，已經鉆到了中央領導身邊。

這個人是誰？老板說不上來。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什么時候進的延安？還是不知道。

線索到這里，斷了。

但延安保衛部門沒有放棄。周興上報情況，中央社會部介入，開始大范圍摸排。在隨后的偵查中，延安保衛部門陸續鎖定了潛伏網絡中的一條關鍵線索：有一名曾主動坦白的人，叫吳南山，是個被軍統脅迫入網的教師，打心底不愿意替軍統做事，找到了當地黨組織，把自己掌握的聯絡方式全部交了出來。

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親自接手，定了一套"放長線釣大魚"的方案。他沒有立刻收網，而是讓吳南山繼續以"潛伏"身份活動，反過來摸清軍統在邊區的聯絡網。通過吳南山，找到聯絡員祁三益，再通過祁三益，一個一個地摸清了滲透進司令部、省委、后勤部門的潛伏人員。

時機一到，集中收網。

三十二名潛伏特務落網。這是延安時期破獲的規模最大的間諜案。

但名單上，始終沒有"沈輝"這個名字。他已經離開延安了。

1939年秋，也就是那次主動切斷聯系之后沒多久，延安方面以"鼓勵青年干部下基層鍛煉"為由，把沈輝調到了新四軍第三支隊，駐地在皖南，離延安很遠，離中央核心機關更遠。

調令下來，沈輝收拾東西，沒有人送他，也沒有人懷疑他，就這么離開了楊家嶺。

從后來解密的情況來看，這次調動的起因極為偶然。

主席接過煙，看了他一眼。

一個不抽煙的人，口袋里揣著領導人愛抽的牌子，而且提前拆好了封口，隨手就能遞上來——這不像是巧合。主席當時手上沒有任何實證，但這個細節讓他覺得不對頭。過了幾天，以"下基層鍛煉"的說法，把沈輝調走了。

多年以后，李克農提起這件事，用了四個字："直覺避禍。"

皖南事變后，沈輝在戰亂中"被俘"，實際上是軍統接應，把他接了回來。等到延安方面開始大規模排查時，他已經不在了。

那條最大的魚，從網眼里滑走了。

離開延安之后，沈之岳的履歷變得一路向上。

回到國民黨那邊，他的身份一度模糊——因為延安保衛部門一直把他掛在"叛徒"名單上，認為他是主動投奔共產黨、后來又叛變的人。他進延安之前就是軍統的人這件事，直到沈醉等一批人被俘或起義之后，才徹底坐實了。

身份確認，功勞也跟著來了。戴笠對沈之岳的評價是："最像共產黨員的軍統特務。"這句話，既是褒獎，也是對他在延安那一年多表現的客觀評述——他在最嚴密的審查下，一直沒有露出破綻。

1946年，戴笠在飛機失事中身亡。失去了直屬上司，沈之岳的位置沒有因此動搖。他歷任軍統系統內多個職位，抗戰結束后隨國民黨轉戰，1949年出任設在大陳島的"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兼任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和保安司令。

1950年秋，他到了臺灣。

在臺灣，沈之岳的仕途走得很穩。從調查局督察室主任做起，一步一步升到副局長，再到情報局副局長、國民黨中央第二組副主任。

1963年，他以化名"孫子超"秘密潛入葡屬澳門，部署對大陸的破壞行動，并圖謀刺殺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大陸方面掌握了他的行蹤，華南辦事處將情報直送北京。中共高層評估之后，采取了相對溫和的處置——通過外交途徑通知澳葡政府。

澳門當局逮捕了一批特務，將沈之岳驅逐出境。他因此受到撤職查辦的處分，在臺灣內部栽了個跟頭。

但蔣經國力保了他。

1964年6月，51歲的沈之岳，在蔣經國的力薦下，出任臺灣調查局首任局長。

他在任期間，大刀闊斧地重建了調查局的整套制度。訓練標準、人員選拔、預算體系，全部重來——規定調查局干員必須有大專以上學歷，最好能通一到兩種外語。有別于軍統和中統時代的舊特務風格，他要打造一套更"專業化"的情報機構。這套體系，構成了臺灣調查局此后數十年的基本框架。

"調查局之父"——這是臺灣情治圈子里對他的稱呼。

1970年春，蔣介石視察調查局，問沈之岳：毛澤東何以得天下？沈之岳回答：毛澤東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蔣介石又追問：毛澤東何以得人心？沈之岳答：毛澤東善于抓住農民的心。這番對話之后，蔣介石在臺灣推行了一系列保護農民的政策，史稱《三七五減租》，大大緩和了臺灣本土農民與外省軍政勢力之間的社會矛盾。——這是坊間流傳最廣的一段逸事，其真實程度有待史料進一步核實，但它流傳的本身，說明沈之岳在臺灣政界的地位。

1978年，沈之岳調任國民黨中央社工會主任，此后陸續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評議委員會評議委員。1988年退休。

他的故事，本可以在這里畫上一個句號。但歷史沒有這么整齊。

1990年，77歲的沈之岳被確診為前列腺癌，且已進入晚期。

三年后，癌癥擴散至肺部。在妻子的勸說下，他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赴北京就醫。

這個申請，送到了大陸方面，獲批了。

沈之岳住進了北京釣魚臺國賓館。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安排：釣魚臺不是普通的賓館，是接待外國元首和重要賓客的地方。大陸方面有意安排了若干接見，沈之岳客氣地婉拒了。但就醫期間，他專程提出了一個請求——想見當年在抗大時的老師張愛萍將軍。

張愛萍，此時已是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年事已高。兩個人見了面。

具體談了什么，外人無從知曉。張愛萍后來和人提起這次會面時，留下了一句評語：

"智勇雙全，治國有方，一事二主，兩邊無傷。"

這十六個字，張愛萍沒有解釋，也沒有人追問。這句話的分量，在于最后八個字——"一事二主，兩邊無傷"。國共兩黨的諜報戰打了幾十年，沈之岳在其中是什么角色，軍統特務？雙面間諜？還是有人猜測的"大陸臥底"？這句話沒有給出答案，卻給這個謎畫了一個意味深長的邊框。

1994年2月14日，沈之岳在臺北病故，終年81歲。

沈之岳的一生，是20世紀國共兩黨諜戰史上最難定性的一個案例。

從大陸這邊看：他是軍統派進延安的高級特務，他的潛伏任務包括刺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雖然沒有完成刺殺，但確實向重慶傳遞過情報，確實在延安待了超過一年，安然脫身。1963年，他還親自部署了針對劉少奇的暗殺行動，只是再次失手。這些都是白紙黑字、有來源可查的史實。

從臺灣這邊看：他是"第二代諜王"，戴笠親口認可的得意門生，蔣經國欽點的調查局首任局長，為臺灣情治體系奠基的核心人物。

但還有第三種說法，流傳于坊間，有人相信，有人存疑——說沈之岳骨子里其實是共產黨的人，他所有的行動，都有另一層含義；他在澳門被驅逐，其實是大陸故意"放水"；他晚年進京，是回來"交差"；張愛萍那句"一事二主，兩邊無傷"，是對他功績的隱晦認可。

這個說法，目前沒有任何可獨立核實的一手檔案支撐。

研究者盧荻在接受中新網采訪時給出了審慎的評價，認為沈之岳是"20世紀國共兩黨諜戰的一個關鍵人物"，其真實面目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有待更多史料公開之后才能定論。

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延安保衛部門追查多年的"領導身邊的頂級間諜"，就是他。

李克農、周興這些情報工作領導者搭進去了大量精力，拉起了一張大網，最終抓獲三十二名潛伏特務，但那條最大的魚，始終在他們手里滑走了。

勞山伏擊案中，究竟是誰把那次絕密行程的消息送出了延安城？

史料能夠告訴我們的，是馮長斗這個坐探把消息傳給了土匪頭子李青伍，組織了那場埋伏。但這條情報鏈條的更上游——是否有人更早、更深地把出行計劃泄露出去——至今仍無定論。

答案，跟沈之岳一起埋進了臺北的土里。

"一事二主，兩邊無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