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7歲的黃火青想幫丁盛解決黨籍軍籍問題，最終結果如何？

丁盛是開國少將里非常出名的一位，他軍事才能出眾，衡寶戰役誤打誤撞，一個師沖到白崇禧身后，硬是在層層包圍中打出條生路，還把桂系的防線攪得天翻地覆；

抗美援朝最后一役，堅決請戰在金城殲敵近7000人，為最后的停戰出了大力；1962年，54軍在瓦弄將印軍打出心理陰影，讓其多年后還將“54”當成假想敵。

憑借出色的戰功和能力，丁盛還在1969年大多數上將、中將年富力強之際，當上了廣州軍區司令員，成為開國少將里最早一批躋身大軍區司令之列的。

上述種種，足見他前半生的輝煌，然而1976年之后卻是著天壤之別，被隔離審查多年、以團級干部身份交由地方安置、一度淪落到靠戰友接濟。1998年，也就是丁盛去世的前一年，他還在為自己的事情奔走。

老上級黃火青于心不忍，詢問了他三個問題，最終還是嘆息為他具名，希望能幫一把。可惜，最終只是在待遇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

讓丁盛陷入波折的是1976年8月在上海的一場密談，彼時正值敏感時期，他與上海市委的馬、徐、王在沒有旁人的情況下，聊了數個小時。

兩個多月后，馬、徐、王等人相繼被捕，離奇的是，在他們的供詞中竟不約而同出現了類似的話，即丁盛告訴他們“不放心60軍”、“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有很大威脅”、“這個軍我指揮不動”、“你們要有所準備”等等。

而上海市委確實也是在那晚之后開始積極訓練民兵武裝，并派發武器的。因此審查人員采信了他們的說法，丁盛就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對于馬、徐、王的供詞，丁盛堅決不認，他說60軍原本駐地在南京，是自己1976年3月向中央打報告后才調到鎮江的，如果真有什么不放心，自己干嘛還去申請？給自己添堵？當晚自己只是跟他們閑聊，并無過界的言語。

奈何組織從已發生的事實來看，馬、徐、王三人被捕后無法串供，上海民兵武裝的異動時間又太過吻合，所以最終還是較為嚴厲地處理了丁盛。

1982年7月6日，軍事檢察院對丁盛下達《免于起訴決定書》，雖不起訴，但該文件認定丁盛是“從犯”，參與過相關活動，以團級干部身份交由南昌地方安置。

最開始他還是受到了很多限制，幾次申請去南京生活、治病，都未得到允許。等過了幾年，風浪已趨于平靜，才獲準遷往南京，但不能住軍隊醫院，只在鐵路醫院。一直到1989年前，丁盛都住在南京城內距離鐵路醫院不遠的一棟舊民宅里，適應著新生活。

由于他的供給關系在南昌，很多物資又需要憑票購買，很長一段時間他就只能吃妻兒的。

1989年，丁盛的幾個孩子靠自己在廣東扎下了根，就把丁盛兩口子接了過去。當時大家的工資普遍不高，但身在深圳這個開放窗口消費卻很高。看著全家生活拮據，自己又還背著定性，丁盛決定進京申訴。

從1990年開始，丁盛陸續去給中紀委、總政等部門提交材料，但得到的回復往往很模糊，說是要去落實、再研究。

這種話一出，那接下來肯定是個比較長的過程，丁盛想解決問題，就干脆住在北京。這個住，并非組織或別人安排，需要自費。為了省錢，他沒住招待所，就租了一個小房子，每天自己開火做飯。

當時他的待遇是每月200元，房租、伙食費、交通費、生活物資等等都需要錢，日子過得很緊。與他關系好的老戰友、老同志聽說后，會帶著東西上門看望，雞蛋、油、煙、肉什么的能送就送一點。這些老干部自己也不富裕，能做到這一步，丁盛已很感激。

他在回憶里就說過：他們也很困難，走的時候對我很同情，知道我要走，每個人十塊、八塊、三塊、五塊，把錢湊起來給我。

在北京輾轉了大半年，最后有人委婉地表示，“兩案”涉及到的人太多了，牽一發動全身，甚至會影響社會穩定。在運動時期遭遇不公的人還有很多，能不動就不動為好。

丁盛沒辦法，只得先回到廣州，同時又不斷寫信，有空了再入京。好在經很多老戰友的幫助，他的待遇得到了提高，1995年，在中紀委、總政的協調下，丁盛北收回軍隊安置，進入廣州軍區干休所，每月生活費提高到550元，享受師級待遇。

說起來也是唏噓，26年前他就已是廣州軍區的司令員，沒想到這么久過后反而只是師級待遇，他的心里想必也是五味雜陳。

不過，相較于物資方面，已步入晚年的丁盛更在意名譽方面，他不想一直到去世還頂著“帽子”。所以在1998年，感覺自己再不走，就走不動的丁盛最后一次抵達北京，找到了老上級黃火青。

抗戰時期，黃火青曾任中央黨校秘書長，丁盛是學員；解放戰爭初期職，黃火青是冀察熱遼軍區副政委，丁盛是軍區下的旅長。最關鍵的是，黃火青是審查“兩案”的特別檢察廳廳長，有很大話語權。

已經97歲的黃火青曾多次收到丁盛的信，但他明白有些事情自己也決定不了，就不想老部下失望。只是見到85歲的丁盛苦苦哀求，還是于心不忍，就先問了三個問題。

一是談話那天晚上，明明跟廖漢生住在同一棟樓，還就在樓上樓下，為什么沒有堅持請廖漢生出來？當初誰都知道上海市委的情況，那么敏感的環境下，即便有推不掉的接觸，也應該旁邊有人證。不知避嫌，就怪不了別人多聯想。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要談那么久？丁盛自言只是禮節性交流，沒有提及七七八八的事。但從廖漢生及其他人口中得知，當晚的談話持續時間超過了一個小時，光是禮節性的，怎么可能持續那么久？沒有旁人在場，單一個“禮節性”就“禮節”到以小時計，沒人會信。

第三個問題是結束后，丁盛為什么不跟政委廖漢生說明過情況，也沒有向上級匯報過內容，這不符合組織紀律。

這三個問題，丁盛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只能解釋自己太大意，被人陷害了，幾十年來非常后悔。黃火青嘆了口氣說：你糊涂啊。但能幫的，他還是想幫一把，就給丁盛出了主意，讓丁盛寫申訴信，不過具名為“黃火青”。

這既有擔保之意，也讓申訴信能少很多環節。如果上面是丁盛之名，那可能需要層層篩選，說不定哪一環就扣下來。而黃火青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這封信就被送到軍委，主要領導看到后做出批示，要求軍委紀委調查。

丁盛聽聞消息很高興，不過調查需要時間，他耗不起，就先回到廣州。

1999年1月，上級的回復傳來，案不能翻，可改善生活。這讓丁盛非常難過，即便是黃火青這樣有地位的人也不行，恐怕是無望了。

1999年7月，丁盛讓人捎一封信給黃火青，再次反映一些情況，可惜還沒有得到回音就病倒了，住進醫院后病情也沒得到控制，最終到9月25日去世。

由于他黨籍已被開除，身份又有些敏感，最終追悼會既不稱“老同志”，也不稱“老紅軍”和“老八路”，只以“丁盛老人”稱之。

好在他的墓碑上，還是冠以了“將軍”之名，無論怎么樣，他戰爭年代的貢獻還是值得肯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