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愛豆而戰”：欲望勞動中的偶像與自我

在當下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得流量者得天下”。對于日益成熟的造星與追星工業而言，更是如此。這一真理正通過無數熱誠、真摯且任勞任怨的粉絲們而實現。

“飯圈”是伴隨近幾年特殊的造星機制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群體現象與文化。它也正是我們觀察當下青年的窗口。一方面，這是當代年輕人情感、欲望與精神世界的樣本，另一方面，也幫助我們觀察當代娛樂市場、消費以及欲望勞動的新模式。

這也是構成當下“飯圈”生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此我們能更好地理解一些研究者對粉絲們的熱誠或褒或貶背后的有限視角。從而突破新書《偶像與我》前言中所表達的擔憂：粉絲文化研究者自身的立場，既非如法蘭克福學派對其的質疑和批判，也非如《文本盜獵者》的作者對其充滿信心與樂觀。

更準確的“立場”，或許是同時看到構成這一粉絲文化與“飯圈”的內外機制：粉絲、追星者們自身的渴望與勞動，以及當代復雜精微的造星機制、文化對于自身生產形式的鞏固和再生產。

撰文｜重木

金錢、情感與欲望勞動

如果說在此刻我們還能在哪里看到如此充滿激情與爭議的當代情感欲望勞動，那么粉絲群體以及主要由其所構成的“飯圈”肯定是其中最熱鬧和最具活力的。

“無腦”的粉絲、任勞任怨做數據的粉絲以及戰斗力爆棚的粉絲……這些充滿瘋狂色彩的形象或許是當下粉絲和“飯圈”文化帶給大眾的一個負面印象，尤其伴隨一些充滿爭議事件的出圈，使得這些負面印象更加根深蒂固。除此之外，伴隨著眾多偶像與愛豆開始進軍影視行業，從而導致各類因演員番位、表演能力以及與劇中其他角色的關系而產生的一系列粉絲互撕更是成為當下日漸落寞的網絡和各類熱搜榜上的日常大戲。

在這一“為哥哥而戰”的粉絲互撕中，我們同樣能夠看到其中的熱誠與瘋狂，并且在一系列看似非理性的發帖、轉帖和跟帖中發現其中的秩序井然，即各個偶像粉絲后援會所組織的群體性“掃黑”活動。而在這些互撕背后，有各種數據勞動，即粉絲們為自己所粉愛豆做各類五花八門的數據，以讓他能夠在花樣繁多的數據排行榜中名列前茅。這一看似虛擬的數據即我們所謂的“流量”，并不僅僅只是虛擬的，它能夠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利益，無論是獲得頂奢代言還是更多的參演影視劇或娛樂節目的機會。

《創造101》演出劇照。

“流量”這一既虛擬又實在的數據標示著偶像的市場與象征價值，而區別于傳統制造這些價值的主體是偶像自身，當下制造與維系這些價值的主體則變成了偶像和愛豆們的粉絲。因此，區別于早期“偶像/經紀公司-粉絲”有距離的關系，當下的偶像-粉絲則開始成為早已完善的偶像工業的共同零件和組成部分，恰恰是這一雙回路使得偶像工業能夠順利地運作，保持高活力的同時還能保證高額的產出。

從早期的偶像（idol）到當下的“愛豆”（idol），這一看似無關緊要的名稱變化恰恰暴露出背后造星工業生產和運作機制根本上的轉移。此前，關于偶像的一切都來自于偶像經紀公司的工作，如其形象包裝、技能選擇以及所希望傳遞的價值和情感模式等等，而今這轉變成某種輔助甚至逐漸隱身的存在。現在開始占據制造主體位置的，則是積極且熱情的粉絲們。這也就是日韓“養成系”愛豆工業的核心機制。傳統的“偶像”依舊具有某種遙不可及、供仰望和追求的性質，“愛豆”雖然首先源自日韓粉絲對于“idol”的英譯，但進入我們的文化語境所選擇的這兩個漢字看似意外實則卻完美地展現出“idol”在當下的新含義：從遙不可及走向粉絲，進而逐漸成為被粉絲細心呵護與培養的“豆”。

《創造101》演出劇照。

因此，為了這顆“愛豆”能夠茁壯成長且花路順遂，粉絲們就需要付出精力、情感和金錢來創造與鋪就這條花路。這就是所謂的“養成系”，你的“愛豆”是你精心培育的，他們專屬于你以及與你一樣對他有著熱愛的同好者們。無論是《青春有你》《創造營》或是當下已經發展到第五代的TF家族，這一“養成系”愛豆制造業依靠著各式各樣粉絲們的熱情勞動與金錢付出，而得以培養出多元的“愛豆”。

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一種新型的共生關系，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共生本身也充滿爭議甚至矛盾，粉絲們辛苦養成的“愛豆”與經紀公司對于自己手中產品的定位之間也可能存在錯位。更重要的是“養成系”這一模式表面的意義，即粉絲們似乎真的成為詹金斯所謂的“文本盜獵者”，通過花費精力和金錢去創造一個獨屬于自己的“愛豆”。但很顯然，這一不斷被鼓動、被贊美的粉絲們“為愛豆而戰”背后隱藏著一只不斷虛化自己的手，即偶像工業與消費市場。在這里，它們完美地展現與實踐著當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通過能動性、自主選擇和消費等肯定性概念來為粉絲們的情感和體力勞動賦予積極且正面的價值，從而制造出一種“是我自己愿意/我自己的選擇”這一來自粉絲個體內部的意愿。因此，為愛豆做數據、去機場接機、替哥哥掃黑和戰斗，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并無外力強制，但事實顯然并非如此。

《偶像與我》

作者: 吳暢暢 / 趙淑荷 版本:人民郵電出版社 2026年2月

除了那只“看不見的手”之外，我們也不能忘了那些為支持愛豆而或自發或在經紀公司授意下組成的各類粉絲后援會與群組。通過《偶像與我》和《飯圈紀實》兩部書中作者們的田野調查，我們得以了解這些結構森嚴的粉絲群組。它們一方面以垂直結構組織而形成嚴格等級，另一方面則橫向分裂為各種各司其職的小組，用以應對網上隨時可能出現的針對愛豆的新聞或消息。當我們看到一些愛豆熱搜下面出現整齊劃一的評論和發帖時，便是粉絲群組開始工作的時候。除此之外，我們也了解到，即使那些看似自己積極主動去給愛豆做的數據往往也來自粉絲群里“粉頭”們下發的任務。

這顯然是一個極具組織化的情感與體力勞動。也正因此，一些研究者反對大眾批評中把粉絲都認為“無腦”和瘋狂的看法，正是在這一組織嚴密且職能分明的粉絲群組中，我們再一次發現這一既虛假又真實的賦權行為：虛假是因為粉絲們的情感、欲望和勞動都受到嚴格的組織管理與分配，真實則是粉絲們確實能夠利用他們對愛豆的熱情和愛為他們做數據，制造流量，進而為其鋪就一條康莊的花路。然而這一“文本盜獵者”或“養成系”主體的控制或能力卻始終是有限的，并非因為粉絲們不夠努力，而是他們努力為“愛豆”建的房子可能會塌，對于粉絲而言，這既是危機也是考驗的時刻。

建房與“塌房”

當下的“養成系”造星工業的核心便是粉絲為自己培養出一個符合自己情感與欲望投射的“愛豆-對象”，因此從一開始“愛豆”們就是為“我”而存在的。“愛豆”像是一個假面或是一棟漂亮的房子外形，其內在個體，一方面當然也會為此貢獻相應的零件和情感形象，另一方面卻又往往并非那么重要。這里不管是否真的存在一個“真實自我”，即使不存在，我們也會發現“愛豆”作為某種形式的服務類型，他的形象必須是依賴于消費者的情感與渴望的，因此他自己是誰或是他自己認為自己是誰、想要做什么，不僅不重要，還可能需要收斂甚至隱藏，從而讓自己能夠完美地貼合那個由不同粉絲所提供的“愛豆”形象。

因此，“塌房”幾乎是必然的，或者說是內在于“養成系”造星工業中的。即使把“愛豆”裝扮的再像產品或商品，我們也無法忽視它的“人-個體”屬性，這也就導致一個經典的困境，作為制造者的粉絲與作為擁有自我意識和生活的“愛豆-個體”之間的沖突。我們無法真正地占有一個人，因為“愛豆”并不僅僅只是我們花錢買的人形抱枕、小卡或是各類周邊。這也就導致粉絲為其建的房子，從一開始就建立在粉絲自己的情感與欲望投射上，這一情感可能是堅定的，但被強制安置在其中的“愛豆”卻可能有意或無意地離家出走，甚至破壞這棟在粉絲看來精美無比的房子。

《飯圈紀實：愛、數據和權力》

作者：馬中紅 唐樂水

版本：北京貝貝特｜華齡出版社 2026年3月

在這里，我們就會發現作為“文本盜獵者”、消費者和“養成系”制造者的粉絲們陷入了十分被動的局面，從而也暴露出這一造星工業對粉絲而言始終是更加強勢且不受其控制的。前者的控制權、主動與能動性或選擇權看似真實，實則虛擬，而為了維系與把握這一難以控制的不穩定性，粉絲們就得為“愛豆”的塌房創造一套新的詮釋體系，由此一方面能夠穩定自己被“塌”的情感和想象投射，另一方面也展現出造星工業是如何憑借這一“危機”而從中獲利的。

在《偶像與我》中，兩位作者展現了粉絲們在“愛豆”塌房后的幾種反應，無論是裝作若無其事、不相信、繼續維護還是粉轉黑，最終粉絲們需要處理的其實是自己與自己構建的“愛豆”幻象之間的關系。當我們創造的幻象（即拉康所謂的“想象界”）破裂，我們該如何面對真實？（由此可以看出，即使idol從需要仰望的“偶像”變成自己養成的“愛豆”，其幻象性始終存在。）這里的真實指的是粉絲們對于那個被投射出去的情感與欲望力比多回歸自身后所造成的創傷，這里是否真的存在某種創傷？

在《偶像與我》中，他們對收集的一些粉絲個案進行了精神分析“診斷”，以判斷促使其追星且對某個“愛豆”形象著迷背后的心理與精神動因。這一方法無可厚非，而其所得出的診斷也為我們了解具體粉絲個體的情感與精神傾向有幫助，但我們卻很難說所有追星者都會遭遇相似的家庭或情感創傷。更可能的是某種普遍的文化與政治處境，即韓炳哲所謂的當代精神政治癥候，而其中最典型的一點就表現在對于“自我”的矛盾想象中。

一直以來，人們對于粉絲之“無腦”、瘋狂和幼稚的批判背后都預設了一個前提，即作為現代人對于“偶像”信仰的鄙視。尤其當它以某種群體性熱潮出現時，人們便會對其是否“理性”產生懷疑。而理性，恰恰要求個體僅憑自身去做判斷，不依賴于外物。“偶像”信仰則顯然把這一“僅憑自身”讓渡給了遙不可及的虛構他者（即使是“養成系”的愛豆，粉絲們與他們最近的距離也就是接機或是花錢買到的簽名或握手會上的幾分鐘接觸），不再是運用自身的理性，而依賴于“愛豆”以及偶像工業的要求行事，所謂的“無規有天”。因此“愛豆”塌房帶來的情感和欲望危機實則是這一依賴關系必然會產生的結果，有的粉絲為此“回頭是岸”，有的粉絲則繼續尋找下一個“愛豆”，繼續奮斗，那些轉黑甚至回踩的粉絲們則利用其因“愛豆”背叛或“不忠”而產生的憤怒與報復，為“愛豆”們制造了一波黑紅流量。

《文本盜獵者》

作者: [美]亨利·詹金斯
譯者 : 鄭熙青
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11月

但所謂“黑紅也是紅”，對于流量而言，只要沒有危及社會公共道德或底線，就依舊是利潤的保障。其微妙之處也恰恰表現在這里，當下“愛豆”塌房塌得五花八門，只要不是違法亂紀或嚴重威脅社會公德，一般都不會遭到滅頂之災，也正因此，作為“養成系”主體的粉絲也為自己增加了一項新任務，即無時無刻地規范著自己“愛豆”的諸多行為。由此便出現了一種粉絲時刻規訓“愛豆”的現象，不僅在其行為和形象上，還會遍布其工作、未來的事業安排以及一系列瑣事上。

這里，我們或許就能更好地理解何謂“媽媽粉”，雖然并非只有“媽媽粉”愛管“愛豆”，花錢使力等消費行為為其帶來了合法性，這種守護者和監護人的形象使得粉絲們一方面可以保障自己養成的“愛豆”不會中途塌房，另一方面也為他們提供了運用某種權力的快感。雖然當下追星、養成“愛豆”的粉絲主體大都是年輕女性（可參考《偶像與我》中對其年紀的統計），但她們對于自己所喜歡的“愛豆”的管理卻表現出或是扮演著一種熟練的大家長形象，而一些粉絲似乎也享受這一“媽媽”式的控制權力，就如她們精心維護自己建造的房子一樣，她們也精心地“照顧”著自己的“愛豆”。由此，形成了一種充滿權力的看似屬于消費范疇但實則更加貼合情感的奇特關系，它往往又會被愛與金錢所遮蔽。

電影《瘋狂粉絲王》劇照。

造星工業和市場顯然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媽媽”式照顧中潛藏的利益，因此各類粉絲名號的出現，不僅是因為對粉絲情感和欲望的分類變得更精細，而且也是造星工業和市場通過不斷地區分和細化進一步更加貼肉地榨取粉絲們的情感、體力與金錢勞動。曾經煊赫一時的“女友粉”在當下逐漸被各類“媽媽粉”“老婆粉”取代。吳暢暢和趙淑荷在解釋這一粉名變化時認為，這與粉絲在面對大眾污名時的抵抗有關（大眾認為粉絲們“戀愛腦”，憧憬成為偶像的女友）。除此之外，我們也不得不關注這些新粉名往往依賴于傳統的家庭關系，且從“女友”這一地位不高的形象走向占據比較高位置的“媽媽”“丈夫”或“老婆”形象，其背后與“偶像”變成“愛豆”的變遷是同步的。即粉絲如今成為“養成系”的主體，因此她們不再被認為是被動的“女友”形象，而成為花錢費力的主動形象。

那么隨著這些粉名的變化，粉絲們是否真的獲得了更加主動的權力呢？就如我們上面所分析的，答案可能是悲觀的。

這一粉名變化更多發生在符號和想象層面，從未真正改變粉絲們與造星工業和市場的關系。后者甚至更加推崇此類對“愛豆”如此上心和負責任的粉絲形象，由此也使得“愛豆”塌房成為粉絲們更加關注的大事。無論是視而不見或堅持維護，還是脫粉回踩，對于依賴于“流量”和關注度的當代娛樂文化與市場而言，都是一舉兩得。更重要的是，隨著粉絲們被鼓勵對自己的“愛豆”更加上心與花費精力，她們通過“媽媽”式關注和管理也獲得了某種使用權力的快感，從而一舉三得。然而正因為這些行為大都發生在一個被稱作“飯圈”的圈中，因此它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飯圈”文化。

“飯圈”中的自我

很顯然，“飯圈”既是又不是一個圈。各個“愛豆”往往有著組織嚴密的粉絲后援會和各類進行打卡刷流量和掃黑的群組，由此產生了一個既虛擬又實在的群體存在。但因為這一“圈”更像是某種隱喻，人們往往把它看作是當下青年亞文化的一種類型。粉絲們的追星或是“愛豆”的養成系培養，最終關涉的依舊是與自我的關系。無論是偶像還是“愛豆”，在這其中都扮演著某種中介角色，因此如上面我們所說的，“愛豆”塌房塌的實則是粉絲們為自己所建造的一處幻象。而這一幻象的崩潰與其說是“愛豆”的問題，不如說是粉絲們自己與自己的關系出現了問題。尤其當這一與自我的關系發生在一個頗為封閉且充滿“幼稚”對抗的“圈”中時，一種變形的關系就會產生。

我們或許可以從一個鮮明的轉變來觀察這一點，即早期追星粉絲在遭遇公眾的不解與污名時，她們會通過做一些符合社會公共道德或是相關行動來為追星行為合理化，為此也能夠洗刷“無腦”粉絲和追星污名，這是21世紀早期粉絲們自我正名的一個重要工作。但在當下，粉絲們的焦點已經徹底從自身在公眾中的印象轉向了自己所粉“愛豆”在公眾與娛樂市場中的位置。曾經希望通過追星以塑造更好的自己——即使是被動地對抗污名所產生的自我想象——在如今被轉化為“只要我的哥哥好，我就好”的錯位想象，即粉絲們對于自我的認知和美好的想象脫離了自身而寄托在自己所養成的“愛豆”身上，理想自我與自我脫離，由此也能夠更加直觀和為此而奉獻所有。這里的吊詭之處在于，追星和粉“愛豆”原本是為了安撫和滿足自己的情感與欲望享樂，但如今自己不僅不再是制造這一滿足的主體，也不再是承受者，而成為某種中介。導致這一分裂的不僅是粉絲和造星工業的產物，也與當下整個精神政治息息相關，即恰恰是個體內在的自我分裂，導致他能夠把自己當作某種與己無關的工具或商品而用以勞動和生產。

《青春有你》劇照。

當下“飯圈”的粉絲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自己所養成的“愛豆”身上，正是通過這些隨時可能“塌房”的愛豆們，粉絲們獲得了那個安全而自己不涉入其中的享樂與幸福。相比于相信自己粉的“愛豆”的成功與幸福，粉絲們對于自我似乎充滿了不信任與無力感。而伴隨著把“愛豆”托舉上神位，任何對其的質疑和冒犯也都將會引起粉絲們激烈的回應。這一激烈之中往往是匱乏的，即缺乏某種建基在自我與自反能力上的思考，沒有什么比偶像被質疑更能引起信仰者的義憤填膺了。

“為愛豆而戰”是為我們自己而戰嗎？在幻想的層面上，或許是；而為“愛豆”而殫精竭慮是粉絲們自愿自主的選擇嗎？對置身于“飯圈”和造星工業與市場的粉絲們而言，她們或許會如此認為。而對于那些在粉絲群體的熱情和干勁中看到當代年輕女性群體能動性（agency）的研究者來說，或許確實存在能動性，你通過自己精心養成的“愛豆”來展現自己的主體性，這難道不是能動嗎？但我們理解的能動性顯然并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偽裝的消費選擇與消費自由，而是某種解除限制的自由，以此來看，當下積極參與著養成系“愛豆”培養和追隨的粉絲們是自由的嗎？顯然不是，粉絲時時刻刻受制于那只“看不見的手”，在消費與自由之間，在性別之間。

我們或許該問一下那個最簡單的問題：依賴于對他人的信仰，能給我們帶來自由嗎？這里的“他人”不再是傳統宗教的上帝或自然作為超越者，而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精心制造的各類功能精微且完善的商品。它們提供的是愉樂（pleasure），以滿足生物性爽感機能，是配料為信仰，底料為消費的當代奶茶。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重木；編輯：走走；校對：楊許麗。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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