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會變。并不是出于某種特別的惡意;它們會變,是因為一切都在變化。盡管那些拿神明、君王、不變的法律和永恒的傳統來威脅我們的人并不情愿,但一切都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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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東西變得快一些,有些慢一些;詞語變化的節奏也各不相同。1000年前,一片“葉子”可以是橡樹葉,卻不能是紙頁;200年前,“車”是一只木箱,四個輪子,前面再拴一匹馬;30年前,“丈夫”指的是一位女士的配偶。所有詞都在變,而且是對所有人都在變;但也有一些詞,只對某些人發生變化。
昨晚,我這里就有一個詞突然變了。“依賴”這個詞,在我15歲或16歲、也就是70年代剛開始的時候,占據著核心位置。許多拉丁美洲左翼建立起一種非常有用的歷史對應關系。他們讓很多人相信——這并不難,因為那是真的——美國對待我們這些國家,就像對待它自己的殖民地一樣。
這樣一來,一個有力的三段論就成立了:我們從小在學校里學到,祖國那些偉大的英雄,就是拿起武器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人:圣馬丁、玻利瓦爾,以及其他人。因此,拿起武器反抗北美殖民者,不過是在效仿我們的先賢,幾乎是一種義務。而在阿根廷,在我15歲那年,這一切被濃縮成了墻上隨處可見的一句口號:“解放還是依賴”。
我們必須擺脫這種新的殖民依賴;于是,許多想以不同方式終結它的人被殺害了。這里,“依賴”這個詞很重要;而“以不同方式”這幾個字,同樣關鍵。
之所以關鍵,是因為那些殺人的軍人及其在民間的應聲者,總是聲稱:“大多數失蹤者都是武裝組織成員。”他們試圖用這句謊言為那場暴力事件辯護。人們早就知道這是假的,盡管有些人不愿意了解,至今還在重復、還在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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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關行動是在怯懦的秘密狀態下進行的,真實數字存在波動。但研究者普遍認為,相當一部分受害者——約占四分之一到一半——只是工會代表和工運活動者,除了勇氣之外別無武器。還有教師、學生、修女、記者、女律師,以及“五月廣場母親”們……
這么多往事,這么多失去的朋友和夢想,過去“依賴”這個詞總會把我帶回那里。直到昨晚,我和瑪爾塔為了確定她哪天能給我刮胡子,開始做一番復雜的日程計算。那一刻,我突然輕輕笑出了聲,連自己都意外。
也就是在那時,在經歷了多年之后,我才意識到,“依賴”這個詞對我來說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幾乎是絕對的含義:這是一個帶著冷酷力量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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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著回想:50年前,“依賴”這個詞曾讓我——讓我們——愿意冒上一切風險去消滅它。它的反面,“解放”,曾意味著一個宏大而光明的未來。如今,“依賴”這個詞——同一個詞里的另一種依賴——卻支配著我沒有未來的生活。
是的,它支配著我的生活,也以一種我從未想過的方式修正著我的生活。這里的“依賴”,幾乎是一個被漂白了的詞,就像我們出于某種虛偽,把“盲人”說成“視力障礙人士”一樣。而我過去從未把它和自己這副殘損的生活聯系在一起:和這種無力去做那些原本根本不需要什么能力的事情聯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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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有很多程度。看到一個插滿管子、幾乎完全不能動彈的身體時,我很容易理解它,也很容易害怕它。奇怪的是,我如今一點點在自己的每個動作里發現它:每當我不得不請別人幫我撓鼻子,夜里幫我翻身,幫我擠牙膏——我也不知道為什么,現在的牙膏管做得這么硬。
我在依賴:那么多事情我都得開口求助,而我一直想要的是獨自與自己生活。并且,照理說,我還會依賴得更多:吃飯、說話、排便、咳嗽,直到最后,甚至連呼吸都要依賴別人。依賴,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
對我們這些病人來說,很清楚,它沒有出路。對我們這些公民來說,我相信它一定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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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做的,是找到那些讓我們處于依賴之中的機制——依賴某些人的決定、某些人的金錢、某些人的軍隊、某些人的殘酷。接下來,則要思考如何拆解它們。要讓“依賴”這個詞失去那種終局性的意味,把它重新變回一種障礙,一種必須跨過去、才能繼續前行的障礙。也許,我們甚至可以重新談論“獨立”——至于“解放”,如今說出來似乎已經不太體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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