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女生闖過2700人入職加國公務員，朝九晚四卻買不起一平房產

凌晨三點十七分，北京東三環，某廣告公司23樓。

阿豫把第四杯美式咖啡的杯子捏扁，指甲掐進紙杯的褶皺里。屏幕上甲方的消息還在一條接一條往外蹦：“主視覺再調一版”“LOGO放大再放小一點”“我覺得還是第一版好”“不，第二版吧”……

她盯著那個閃爍的光標，忽然覺得那玩意兒像一只永遠不會閉上的眼睛。

手機震了一下。是她媽發來的語音：“那個誰誰考上老家公務員了，你什么時候回來？”

她沒有回。

她只是站起來，走到落地窗前。長安街空蕩蕩的，路燈把柏油路面照出一層冷白色的光。她忽然想，如果現在從23樓跳下去，大概會先撞上18樓的空調外機，然后砸在裙樓的玻璃頂上，最后落在花壇里。

——然后明天，她的工位會被一個新來的實習生填上，甲方還是那個甲方，LOGO還是要放大的。

那一刻她做了一個決定。

不是去死，是去考一個鐵飯碗。

只不過，不是國內的。

一、2700個對手，和1個名額

阿豫不是沒有猶豫過。

她有加拿大留學的經歷，在那個楓葉國的冬天里，她曾經踩著沒過膝蓋的雪去上課，也曾在圖書館熬過無數個論文夜。回國后，她以為自己帶著海歸光環能在北京殺出一條血路，結果血是出了，路沒見著。

“你以為你是從國外鍍金回來的，到了職場才發現，你不是金子，你是個打雜的。”她說這話的時候笑著，但笑容底下有層薄薄的苦澀。

轉機，是在2023年秋天冒出來的

那時候，加拿大永久居民的邀請郵件，突然就躺進了她郵箱里，真的是一點預兆都沒有，阿豫自己都說，那封郵件她來來回回看了七遍，生怕是詐騙，怕得很，（這種事誰第一反應不是懷疑），等確認居然是真的，她立刻給她媽打電話，結果話還沒講，先哭了兩分鐘

她媽在電話那頭都被嚇到了，趕緊問，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她一邊哭一邊說，媽，我拿到身份了，我可以留在加拿大了

那邊安靜了很久，很久之后，才傳來一個很輕的“好”字，尾音都在抖

拿到PR以后，她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慶祝，也不是出去吃一頓，而是把電腦打開，直接搜，“加拿大政府 招聘”

這個事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她心里太明白了，一個沒有本地工作經驗的新移民，說真的，最穩的飯碗，還是政府的飯碗，別的先不說，起碼路子清楚一些

她報的那個崗位，在加拿大南邊一個邊境小鎮，那個地方小到什么程度呢，全鎮也就三萬人，鎮上最大的建筑，是加油站旁邊那個沃爾瑪，你開車要是油門踩重一點，可能一晃神就出鎮了

但就是這么個鳥不拉屎的地方，一個初級行政崗，最后引來了多少人呢，2700個

這個數字不是她后來自己瞎猜的，是入職之后，HR很隨口地提了一嘴，說這個崗位最后收到了超過2700份申請

她當時都懷疑自己聽錯了，還專門問了一遍，多少，2700

HR點頭

她后背一下就涼了

2700比1，這是什么概念，甚至比國內一些最熱門的國考崗位還夸張，這就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卷了

不過加拿大這個招聘流程，多少讓她松了一口氣，因為第一關是簡歷篩選，不用填性別，不用寫年齡，不用貼照片，甚至連名字都會被換成編號，也就是說，面試官根本不知道電話那頭的人是男是女，是年輕還是年長，是本地人還是移民

她自己說，這種幾乎只看能力的公平感，她在國內從來沒真正感受過

后面筆試一共考了兩輪，第一輪是行政能力測試，跟國內行測有點像，不過多了很多情境判斷題，比如說，如果有居民情緒特別激動跑來投訴，偏偏你上級又在休假，那你怎么辦

第二輪就更實操一點，直接給你一堆文件，讓你在四個小時之內整理歸檔，寫會議紀要，還要回復模擬郵件，東西很多，人也很容易慌，（四小時聽著不長，做起來就知道了）

再往后，就是面試了，

視頻面試

屏幕那頭坐著三個人

表情，一個比一個像撲克牌

阿豫說自己緊張到聲音都在抖。但當她回答完最后一個問題，屏幕中間那個白發女性忽然笑了，說了一句：“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for a newcomer.”

她愣了一下，然后反應過來——面試官甚至不知道她長什么樣子，不知道她來自中國，只知道這是一個英語不是母語的候選人，卻愿意給她機會。

面試結束那天，她把自己扔進出租屋的床墊里，盯著天花板發了兩個小時的呆。腦子里反復回放自己的每一個回答，越想越覺得自己哪句話都說錯了。

“肯定沒戲了。”她對自己說。

然后兩周后的一個清晨，郵件來了。

“Congratulations……”

阿豫說她沒看完后面寫了什么，先跑到廁所吐了。

不是惡心，是緊張到極限之后的反胃。

吐完之后她蹲在地板上，瓷磚冰涼冰涼的，她笑了，笑到眼淚掉下來。

二、朝九晚四，和那些被偷走的焦慮

入職第一天，阿豫穿了一件她覺得“最像公務員”的襯衫——白色、免燙、領口微微發硬。

結果她到辦公室的時候，發現同事穿什么的都有：短褲、拖鞋、印著“I??Canada”的舊衛衣。部門主管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穿著牛仔褲就來了，腳上踩著一雙哥倫比亞登山鞋。

“這……”

阿豫覺得自己的襯衫白熨了。

更讓她震驚的是下班時間。下午四點整，辦公室響起了一片關機的“嘟嘟”聲。她下意識看了一眼主管——老太太已經在穿外套了。

不是偶爾一次。是每一天。雷打不動。

“我第一周每次都假裝多坐十分鐘，表示我很勤奮。”阿豫回憶，“后來發現根本沒人鳥你。到點了，整個樓層就跟被清空了一樣，連保潔阿姨都比你走得晚。”

朝九晚四。午休一小時。每周固定雙休，每兩周還有一個“長周末”——周五或者周一多休一天。

阿豫說，她入職后的第一個長周末，開車去了一個湖。不是什么特別大的湖，地圖上連名字都沒有。她就坐在湖邊的木棧道上，看野鴨一個猛子扎進水里，屁股朝天的樣子。

她看了整整四十分鐘。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她問我，眼睛里有點亮晶晶的。“在北京，我連上廁所都要算著時間。現在我可以發四十分鐘呆，只看一只鴨子。沒有人催我。沒有KPI。沒有甲方說‘我覺得這個鴨子顏色不對’。”

至于休假——第一年就有15天帶薪年假，外加3天浮動假期（比如家庭日、復活節），一共18天。每兩周一次的長周末屬于彈性安排，不算在年假里，但足夠她去周邊的省立公園搭帳篷、生篝火、烤棉花糖。

“我最瘋狂的一次，是周五下午請了半天假，連著長周末開了七個小時的車去看熊。”她給我看手機里的照片——一頭黑熊在公路邊的樹叢里慢悠悠地走，離她的車大概只有二十米。

“你不怕嗎？”

“怕啊。但是爽。”

然而，所有的光鮮底下，都藏著一層隨時可能被戳破的薄膜。

阿豫這個崗位，說白了，是合同制，不是什么一進去就穩到退休的那種

合同一到期，事情就很現實了，要么在內部再去申請終身崗位，要么就只能離開，差不多就是這樣

很多人會覺得，國外公務員嘛，應該就是那種鐵飯碗，這個想法其實不太對，加拿大政府這幾年也一樣在縮編，在精簡機構，真到了要動刀的時候，合同工往往就是最先被裁掉的那批人

她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倒是挺平，沒什么起伏，（像在說別人的事），可手指一直在摳杯子上的標簽，這個小動作反而更明顯

至于退休金，那個什么，說真的，更像一場特別長的賭局

不是說你進了體系就 automatically 有了，得先拿到終身制職位，然后工齡還得滿二十五到三十年，再然后，人也得熬到五十五到六十歲的退休年齡，條件一個都不能少

到了那個時候，才能拿退休前五年平均工資的百分之七十

這個數字聽著當然挺好，甚至可以說，有點誘人

但對阿豫來說，那還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太遠了，遠到現在拿出來講，都有點不真實

而這二十多年也不是直著走過去就行，她得先一次次過合同續簽這一關，過了這次，還有下次，也就是說，在真正談到退休以前，她先得保證自己別在中途被刷下來

“有時候半夜醒來，我會忽然想：如果這個合同到期了，我沒有續上，怎么辦？”

她的合租室友——一個在本地超市做收銀員的墨西哥姑娘——翻了個身，在隔壁房間打呼。

“你看，連她都比我睡得香。”阿豫苦笑著說。

三、一平米公寓的距離

每個月發工資那天，阿豫都會做同一件事：打開銀行APP，看一眼到賬數字，然后關掉。

稅后4000到5000加幣。折算成人民幣，兩萬出頭到兩萬六。

這個數字如果放在國內二三線城市，算是不錯的收入。但這里是加拿大。隨便去個超市，一袋葡萄8塊錢，一盒雞蛋7塊錢，一杯拿鐵5塊錢。錢不是花出去的，是撒出去的。

她最怕的事，不是買菜，而是租房。

阿豫住在一個兩居室公寓里，和那個墨西哥姑娘合租。她的那間房，大概十二平米，塞了一張床、一個書桌、一個衣柜之后，只剩一條窄窄的過道。

“在北京的時候我住隔斷間，到了加拿大我還住隔斷間。”她自嘲，“我的生活空間平移了。”

房租每個月1200加幣。加上水電、網費、車險、油費、話費、 groceries……月底算下來，能存下的錢，大概夠買一雙新鞋。

不是奢侈品牌的鞋。是超市打折的運動鞋。

最讓她崩潰的，是房價。

她所在的小鎮，因為新開發樓盤稀缺，公寓每平米均價在3000到4000加幣之間。她的稅后月薪，剛好夠買一平米。

一平米。放不下一張床的位置。

“我連小鎮的新樓盤傳單都不敢拿。”她說，“有一次在售樓處路過，中介很熱情地塞給我一張折頁，我看了一眼價格，又塞回去了。”

“中介還追出來問我，小姐，你真不考慮嗎，首付其實只要……”

“我都沒等他說完，就直接跑了”

阿豫后來跟我講過這個事，說真的，她不是沒認真算過，她還真做過一版買房預算，那個什么，按她現在這個存錢的速度，一點點攢，差不多得十一年，才能夠到那個最低首付

可問題也就在這兒，你以為十一年已經夠夸張了，結果換個說法，十一年以后，房價大概率又不是現在這個房價了，還得接著追

所以她最后就跟自己說，算了吧，這輩子就先租著吧，反正人死了，房子也帶不走

她說這話的時候其實是在笑的，（甚至像是在拿自己開玩笑），可你要是認真看一下，就會覺得那個笑，不太對，它不是輕松，就是，好像有什么東西，在底下慢慢碎掉了

四、那些沒有寫進朋友圈的狼狽

阿豫的社交媒體上，曬的都是好風景：湖、森林、熊、篝火、烤糊的棉花糖。

沒有人知道她周末去超市只買打折黃標肉。

沒有人知道她的車是2008年的老本田，空調壞了，夏天開車像在桑拿房。

沒有人知道她上次回國是兩年前，機票太貴，她在視頻里跟爸媽拜年，假裝蛋糕是餃子。

“有一次我媽問我：‘你過得還好吧？’我說：‘好得很！’掛了電話哭了半小時。”

她說，最難的不是累，是孤獨。

小鎮上幾乎沒有華人。她唯一能說中文的機會，是每周一次和國內朋友的視頻通話。朋友在國內某大廠做運營，天天加班到深夜，反而羨慕她：“你多好啊，朝九晚四，還有熊看。”

“我跟她說，我好個屁。你知道我上次吃火鍋是什么時候嗎？一年前。”

兩個人在鏡頭里一起沉默。

那種感覺很奇怪——你羨慕我穩定，我羨慕你熱鬧。我們都沒有過上自己想象中的生活，但誰也不好意思先認輸。

有一次，阿豫在鎮上唯一的中國餐館（一家做得很不正宗的中餐外賣）吃飯，老板娘是福建人，來加拿大二十年了。老板娘端上來一盤酸甜雞，隨口問：“小姑娘，你一個人啊？”

阿豫點點頭。

老板娘看了她一眼，忽然說：“想家了吧？”

就這一句話，阿豫的眼淚直接掉進了餐盤里。

她慌慌張張地擦眼淚，老板娘卻什么都沒說，轉身走了，過了一會兒端來一碗免費的酸辣湯。

“喝吧，這個不收錢。”

阿豫說，那碗酸辣湯特別難喝——醋放多了，辣油用的是老干媽，里面飄著幾片不知道是什么的菜葉子。但她一口一口全喝完了。

因為那是那一個月里，唯一一個跟她說了超過三句中文的人。

五、圍城之外的遠方

我曾經問過阿豫：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你還會選擇這條路嗎？

她想了很久。

“如果現在讓我穿越回北漂那會兒，問我同樣的問題，我肯定會說：再選一萬次，我都要跑。”

“但現在……”

她停頓了一下。

“你知道嗎，今年冬天特別冷。鎮上暖氣費漲了，我跟室友商量要不要把溫度調低兩度。我們倆裹著毯子在客廳里看 Netflix，互相問‘你冷不冷’‘我不冷’‘那我也不冷’——結果兩個人都凍得鼻子通紅。”

“那一刻我忽然想，要是在北京，冬天有暖氣、有朋友、有火鍋、有外賣，是不是也挺好的？”

“可是我又想，如果我真的回去了，我會不會又站在23樓的落地窗前，看著長安街發呆？”

她笑了笑，沒有回答自己。

阿豫說過完今年夏天，她準備再考一次終身制的崗位。如果考上了，她就在這個小鎮再待十年、二十年，把退休金熬出來。如果考不上……

“考不上就再說唄。反正我這個人，最擅長的就是從頭再來。”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神里有一瞬間的慌張，但很快就變成了一種很奇怪的篤定。

就像那個凌晨三點在北京23樓的女孩，在崩潰的邊緣，選擇了一條很多人不敢走的路。

那條路沒有把她帶到天堂，也沒有把她帶到地獄，只是把她帶到了加拿大南部的一個邊境小鎮。這里有漫長的冬天、有時速120公里的公路、有會過馬路的花栗鼠、有每周四下午超市打折的黃標肉。

還有她，一個31歲的中國女生，在異國的深夜里，裹著毯子算房租，打開銀行APP看一眼余額，然后關掉。

對自己說：沒事，明天周四，超市打折。

本文根據真實人物故事改編，阿豫為化名，其經歷經本人授權整理，部分細節已做模糊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