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的歷史演進與派別之爭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印度教的信眾已超過10億，約占全世界人口的15～16%。2050年，印度教的信眾將達到14億。其中，三分之二的印度教信眾主要分布在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 近代以來，隨著人口遷徙與全球化的發展，印度教也逐漸走出南亞，向世界其他地區傳播。作為一種適應性很強的宗教， 印度教已廣泛傳播并扎根于東南亞、非洲、歐洲及美洲等地區，對當地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等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從吠陀教到婆羅門教

南亞次大陸處于喜瑪拉雅山脈與印度洋的環抱之中，形成了半封閉且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早在雅利安人（Aryan）穿過興都庫什（Hindu Kush）山脈進入南亞次大陸之前，印度河（The Indus River）流域就孕育出了文明程度較高的印度河流域文明（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IVC）。作為世界上最為古老的宗教之一，印度教的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雅利安人所信奉的吠陀教。塞繆爾認為，學界對吠陀教的歷史具有很大的爭議性。到后期，吠陀教已與當地的原始宗教融為一體。

隨著雅利安人不斷遷徙至南亞次大陸，在雅利安人聚居區興起了吠陀教（Vedism）。吠陀教主要有三個重要的綱領，分別是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及婆羅門至上。吠陀教的主要教義來源于《梨俱吠陀》（Rig Veda）、《夜柔吠陀》（Yajur Veda）、《娑摩吠陀》（Sama Veda）和《阿達婆吠陀》（Atharva Veda）等吠陀（Veda）經典，這些早期的吠陀經典共同構建了雅利安人進入南亞次大陸之后的原始宗教信仰。雅利安人通過興都庫什山口進入南亞次大陸之后，面臨著來自當地土著居民達羅毗荼人（Dravidian）與尼格羅人（Negroid）等族群的反抗和排斥。由于達羅毗荼人等土著居民尚處于原始社會階段，加上其與雅利安人的宗教信仰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外來的雅利安人與達羅毗荼人發生了較大規模的沖突。在此過程中，雅利安人逐漸取得了優勢地位，并定居下來。從人種的外形特征來看，雅利安人與當地達羅毗荼人等土著居民存在著膚色和發質等方面的差異，兩者比較容易區分。所以，為保證自己的奴隸主上層階級的統治地位，雅利安人把皮膚較為白皙的族群劃為“高等”種姓，而將皮膚較為黝黑的達羅毗荼人等土著居民劃為“下等”種姓，并逐漸壟斷了宗教、政治與文化方面的話語權，使吠陀教逐漸發展成為當時印度社會最重要的社會行為規范。

在此之后，雅利安人將勢力范圍擴展到了印度河與恒河流域，與達羅毗荼人等土著居民不斷融合，并最終從游牧民族過渡成為農耕民族。與此同時，雅利安人內部也出現了階級分化，開始制定和宣揚以婆羅門種姓為核心的種姓制度。為了進一步鞏固其統治地位，雅利安人不斷對吠陀教進行改革與發展。在此過程中，雅利安人發展出四大種姓階層，按“階序”依次為婆羅門（Brahmana）、剎帝利（Kshatriyas）、吠舍（Vaishya）和首陀羅（Sudras）。

公元前8至前7世紀， 吠陀教教義和規范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一方面，婆羅門祭司確立了梵天（Brahmā)、毗濕奴（Visnu）和濕婆（Shiva）三大主神，分別代表創造之神、守護之神和毀滅之神，在宇宙中肩負不同的責任。另一方面，種姓制度不斷得到強化和鞏固，婆羅門種姓的社會地位也大幅上升，他們不僅把持著所有宗教祭祀活動，還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更為重要的是，吠陀教適應了雅利安人的統治需求，四大種姓階層也不斷固化，不同種姓階層各司其職。由此可見，從遵從吠陀天啟到婆羅門種姓至上，古代印度社會階層不斷固化，吠陀教從原始宗教逐漸發展成為更加高級的婆羅門教（Brahmanism）。從本質上講，吠陀教和婆羅門教并無太大區別，婆羅門教是吠陀教內容和形式上不斷完善和升華之后展現出來的全新面貌，也是當時占據統治地位的宗教。種姓制度的最終形成和確立，標志著吠陀教轉化成為婆羅門教。

二、婆羅門教 / 印度教的持續改革和發展

隨著戰亂與階級壓迫問題的加劇，四大種姓階層之外又產生了賤民/不可接觸者（Pariahs/Untouchables）階層，社會結構更加復雜化。根據種姓制度，高等種姓要避免與低等種姓接觸，不同種姓階層應安于自己的種姓階層，不得僭越。婆羅門種姓是印度社會的高等種姓，該種姓階層不僅壟斷了宗教話語權，且將其優勢從宗教延展到了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領域，并逐漸壟斷了所有資源。然而，處于吠舍和首陀羅等種姓階層的人卻沒有任何向上流動的空間和機會，種姓之間的隔離（區隔）與嚴格分工，使得整個社會階層日趨固化。由此，引發了抵制社會階層固化的“沙門思潮（Samana）”。

這種思潮對婆羅門教所強調的“婆羅門至上”的所謂教義和規范表達了強烈不滿，并對婆羅門教統治下的印度社會階層的固化現象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導致位居中下層種姓的印度教徒紛紛皈依佛教和耆那教等新興宗教，這也使得婆羅門教陷入了危機。部分中下層種姓階層對婆羅門種姓獨占政治、經濟與宗教的特權表達了極大的不滿，為打破這一現象，紛紛提出自己的學說，并圍繞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重大哲學問題及關于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精神解脫等宗教問題進行思考與辯論，通過各種方式批駁傳統的婆羅門教思想。 “沙門思潮”的興起，是對婆羅門教最為重要的一次外部思想沖擊。 “沙門思潮”的出現，反映了當時處于弱勢地位的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等種姓階層對婆羅門至高無上地位的質疑與反抗。“沙門思潮”聲勢浩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派別是以佛教、耆那教和“順世論”等為主的思想派別。這些觀點，逐漸打破了婆羅門教對宗教話語權的壟斷地位，使婆羅門教中下層種姓以及賤民階層紛紛選擇加入佛教、耆那教與“順世論”的組織和團體之中。可以說，佛教產生于“沙門思潮”之中，又反過來豐富和發展了“沙門思潮”。

與此同時，婆羅門教出現了一位劃時代的改革者商羯羅（Sankara）。他認識到了婆羅門教的弊端，在強調梵天、毗濕奴、濕婆這三大主神基本信仰不變的前提下，改革了婆羅門教紛繁復雜的教義，指出世界萬物皆由“梵”組成， “梵”是世界本源，進一步簡化了婆羅門教的宗教儀式，并支持中下層種姓參加婆羅門教的宗教活動。商羯羅的改革順應了中下層種姓的心愿，使該群體能夠通過修行達到“梵我如一”的最高境界，達到修行的目的。另一方面，這項改革通過支持中下層種姓參加婆羅門教的宗教活動，積極回應了中下層種姓的呼聲。

經過商羯羅的改革，婆羅門教度過難關，重新煥發出欣欣向榮的面貌，并逐漸發展為更加強大的印度教。“沙門思潮”最終打破了婆羅門教／印度教一教獨大的局面，出現了婆羅門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多種宗教并存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和耆那教等宗教都是印度本土產生的宗教，與印度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宗教教義和教規等方面與印度教也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因此，佛教和耆那教等宗教并未遭到婆羅門教／印度教大規模的壓制，由此出現多宗教“百花齊放”的局面。

△ 商羯羅說法圖

直到公元9世紀，南亞次大陸這種相對和平與安寧的局面才被打破。隨著中亞突厥人的崛起，印度北部開始遭受入侵。同時，伊斯蘭教也大規模傳入南亞次大陸。突厥人不斷攻城略地，對印度本土宗教場所進行了大規模的劫掠和破壞，對僧侶進行了大規模的驅趕和殺戮。印度教和佛教等本土宗教信徒也奮起反抗，并加入到了各地反抗突厥人的武裝斗爭之中。然而，由于突厥人軍事力量十分強大，加上印度北部各王國的四分五裂，突厥人很快占領了印度北部，隨之，伊斯蘭教在該地區也開始扎根。而印度教中種姓歧視的現象也客觀上刺激了伊斯蘭教的傳播。在伊斯蘭教統治者的大力支持下，伊斯蘭教在印度的傳播不斷得以推進。此后，德里蘇丹國、莫臥兒帝國兩個穆斯林王朝相繼建立，伊斯蘭教成為了占據統治地位的宗教，而印度教等本土宗教淪為被統治宗教。然而，穆斯林統治者既沒有將伊斯蘭教倡導的平等理念注入印度社會，也沒有興趣改變以種姓為核心的印度教社會基礎，這在一定意義上加劇了印度社會的不平等現象。

當然，印度教也受到了伊斯蘭教的劇烈沖擊，并引發了印度教內部的變革。除此之外，印度社會內部也亟需新思潮來緩解當時激烈的社會矛盾和宗教沖突。

受伊斯蘭教的影響，公元14~17世紀，印度教內部興起了“虔誠運動（Bhakti Movement）”。在羅摩難陀（Ramananda）等人的帶領之下，該運動的參與者對印度教教義再一次進行了改革，提出不論任何種姓，在神面前都一律平等的理念。這促使印度教逐漸復蘇，并再一次煥發生機。“虔誠運動”在印度教歷史中，甚至在整個印度歷史的形成與發展上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對印度教、印度文化以及印度社會都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這項運動前后持續了1000多年，范圍幾乎遍及整個印度，不僅改變了印度社會綿延幾千年的社會傳統，該運動的影響還一直延續至今，而且也是中世紀印度教謀求生存和發展的一場自發的、長期的宗教革新運動。然而，這項運動與現代意義上的運動又有所不同。實際上，這是印度教為適應自身需要而進行的自我調試。

后來，一批受西方文化影響、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印度教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振興印度教的唯一途徑就是對其進行宗教改革。在德里蘇丹國、莫臥兒帝國兩個穆斯林王朝統治期間，奧朗則布（Aurangzeb）等君主實行了宗教改革，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出現了短暫的“和平時期”。但是，由于多種因素盤根錯節，導致兩個宗教之間的矛盾并未完全消失。在德里蘇丹國、莫臥兒帝國兩個穆斯林王朝統治時期，伊斯蘭教自然成為南亞次大陸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宗教之一，成為僅次于印度教的第二大宗教。相反，印度教的影響力則逐漸步入低谷。伊斯蘭教的到來改變了南亞的宗教格局，改變了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占據優勢的局面，使伊斯蘭教成為了印度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15~16世紀，隨著西歐資本主義的不斷興起，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面貌煥然一新，西歐的探險家也在基督教新教探險精神的驅使下，不斷開始尋找新大陸的嘗試，并最終在16、17世紀的大航海中，掀起了對新殖民地的拓展高潮。17世紀初期，伴隨著 “東印度公司”的成立，英國殖民當局對印度的影響力日漸增大，并最終確立了對印度的殖民統治。西方殖民者和基督教的入侵，也使印度教再次遭到巨大沖擊。隨著西方殖民統治者統治的不斷加強，印度社會反殖民統治的斗爭也此起彼伏。19世紀后，印度又掀起了一場以宗教改革為先導的社會改革運動（在印度史上又稱為“近代啟蒙思想運動”），它對消除印度教的弊病，促進印度教現代化，提高信眾的文化素質和民族自信心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為了復興印度教并爭取民族獨立，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不斷號召并推動民族啟蒙教育，最終印度教逐漸成為推動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精神力量。

隨著殖民統治的加強，印度社會的反英情緒不斷發展，最終引發了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義。這場起義遭到了“東印度公司”的殘酷鎮壓，卻也沉重打擊了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推動了印度民族主義者加快民族獨立自主道路的步伐。為了鞏固殖民統治，英國殖民當局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采取了“分而治之”政策，人為制造了印度殖民地的宗教與民族矛盾，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同時，英國殖民統治者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殖民地事務，逐漸將自己的民主選舉制度模式強制在印度殖民統治領土推行。然而，這些所謂的民主選舉制度，不僅更加強調不同宗教、民族與種姓之間的差異，還使得不同宗教教派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日益加劇。

1930年，印度著名穆斯林詩人、哲學家穆罕默德 ·伊克巴爾（Mohammed Iqbal）以詩歌的形式，提出對獨立建國的憧憬，他的主張引起了印度大多數伊斯蘭教教徒的共鳴。這一訴求卻遭到了印度教徒的譴責，認為穆罕默德 ·伊克巴爾的建國主張實質是在號召肢解印度。1940年，穆斯林聯盟領導人穆罕默德 · 阿里 ·真納（Muhammad Ali Jannah）吸收并接納了伊克巴爾的建國理念，并發起了“獨立建國運動”。1947年8月，在印度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領導下，印度一分為二，建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

三、英國殖民統治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

1906年，全印穆斯林聯盟（All India Muslim League）成立之后，印度穆斯林的團結局面得到加強。1909年，英國殖民當局頒布了《莫萊—明托改革法案（Morley-Minto Reforms）》，該法案進一步明確了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選舉”程序，并規定通過選舉制度，組建英國殖民統治當局管理下的“政府”。雖然英國殖民當局一再標榜“民主選舉”，但在法案的實施過程中卻處處設置障礙，旨在建立一個維護英國殖民統治的“殖民政府”。

全印穆斯林聯盟的成立，加上英國殖民當局《莫萊—明托改革法案》的出臺，使得印度教徒產生了巨大的危機感，而部分印度教上層精英也逐漸認識到加強印度教徒團結的重要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印度教徒為核心的印度教組織紛紛成立，這些組織號召團結印度教徒，從而實現印度民族國家獨立的終極目標。在莫罕達斯 ·卡拉姆昌德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和米 ·施爾塔南德（Swami Shraddhanand）等名望顯赫的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袖的大力支持下，1915年全國印度教大會（All India Hindu Mahasabha）正式宣告成立。它旨在保護英國殖民統治下印度教徒的合法權益，這也標志著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邁上了新的臺階。

1925年9月27日，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克沙維 · 巴利拉姆 · 海德蓋瓦（Keshav Baliram Hedgewar）等人的倡議下，具有印度教極端主義思想的國民志愿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Pradesh）成立，這標志著印度教極端主義的產生，并在此后逐漸成為左右印度政壇的重要力量。印度教極端主義并未將思想停留在文字層面，而是將其付諸于實際行動。國民志愿服務團發展了大量印度教徒加入到該組織，還在組織內部提倡和組織準軍事訓練，并倡導通過武力來維護和保障印度教徒的“合法”權益。不難看出，英國殖民統治者“分而治之”的后果不斷發酵，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矛盾日漸嚴峻，最終演變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長期提倡宗教和解的莫罕達斯 ·卡拉姆昌德 ·甘地，成為了印度教極端主義分子的眼中釘。1948年，國民志愿服務團極端主義分子暗殺了莫罕達斯 ·卡拉姆昌德 ·甘地，還發動了針對穆斯林群體的大規模暴力攻擊。1948年2月4日，英國殖民統治當局取締了國民志愿服務團，該組織的一系列活動轉入地下。

可以看出，印度教徒在外來宗教的沖擊和英國殖民當局的殘酷統治下，產生了巨大的反彈。印度教民族主義從產生伊始就有兩個明確的指向：分別指向殖民主義（要求擺脫英國殖民統治，最終獲得民族獨立，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和伊斯蘭教（要求建立單一的印度教國家，帶有強烈的印度教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教民族主義不僅是民族主義與印度教的混合體，更是一場強調印度教至高無上的政治運動。此類政治運動的不斷興起，不僅催生了國民志愿服務團等一大批激進的印度教組織，也使英國的殖民統治處于風雨飄搖中。1947年8月，印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建立了印度共和國，印度教再一次獲得生機。印度民族主義運動興起于印度民族獨立運動期間，獨立之后進一步發展壯大，這一切都與印度教的復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與此同時，大量印度教組織也應運而生，諸如國民志愿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世界印度教大會（Vishva Hindu Parishad）、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等，這些印度教組織和政黨的理論核心就是不斷推動印度教文化和社會的復興，最終在印度建立一個以印度教徒為主導的印度教國家。

印度教的復興對整個印度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歷史與現實意義。不容忽視的是，以印度教民族主義為綱領的組織和政黨，例如國民志愿服務團、世界印度教大會和印度人民黨等，具有強烈的保守主義色彩。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和政黨的興起，雖然推動了印度教的復興與發展；卻對印度的團結與和諧也帶來了不小的挑戰。特別是作為是一個具有高度“復雜多樣性”的國家，印度境內卻存在打著復興印度教旗幟的印度教極端主義組織和政黨及一系列反對其他宗教的活動，給其他宗教團體與少數族群帶來了巨大的沖擊。1996年，印度人民黨首次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并于1998年取得政權，開始執政。高舉印度教旗幟的印度人民黨不斷發展壯大，標志著印度教民族主義深深扎根于印度社會。隨后，印度社會也建立了大量與之相關的組織與政黨，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政壇的地位和作用不斷顯現。特別是印度人民黨于1996年、1998年和1999年三次組閣，標志著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政壇已經逐步擺脫了邊緣地位并實現了主流化。2014年，印度人民黨再一次擊敗國大黨成為執政黨，彰顯了印度教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印度政壇的主導力量。隨著印度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發展，其影響范圍從印度境內逐漸擴大到了尼泊爾等其他南亞國家。近年來，尼泊爾國內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分子成立了尼泊爾濕婆軍（Nepal Shivsena）和大尼泊爾黨（Akhanda Nepal Party）等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與印度國內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遙相呼應。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與近年來印度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印度經濟的快速增長，增強了印度的民族自豪感，同時也使得宣揚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上層精英在印度教的教義中獲得了更多的精神動力。此外，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相生相伴，印度教極端主義也隨之產生。印度國內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傳播長期是以動搖印度教的下層種姓為主旨而開展活動的，為了避免這一情況再次出現和持續發展，印度教極端主義組織也經常指責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傳播并發動暴力對抗活動。不難看出，印度境內的印度教極端主義組織成立的目的，就是捍衛印度教的統治地位。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和尼泊爾等南亞國家的不斷發展壯大，并占據重要的地位，加上西方殖民統治的遺留問題，印度、尼泊爾等南亞國家的宗教形勢變得更為復雜，給印度教極端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 國民志愿服務團在進行 棒術訓練

四、印度教派別之爭

印度學者安德里 ·貝特勒 ( Andre Beteille)曾指出，“印度社會具有相互矛盾的特性：對于不同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廣泛包容性和嚴格遵守不同社會團體與階層之間的排斥性。”印巴兩國的獨立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與分歧。歷史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個群體長期“雜居”，其宗教族群邊界模糊不清，不同宗教之間秉持了較大的包容性。歷史上，印度社會總能維持“包容性與排斥性”兩個社會特征的基本平衡。然而，印巴兩國獨立后，這個局面逐漸被打破。

獨立后，印巴境內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遷徙過程中，大規模的襲擊、暴力沖突和屠殺事件時有發生。據估計，約10~50萬人遭到暴力屠殺，性暴力達到了7.5萬多起。這些暴力活動從加爾各答（Kolkata）一直蔓延到諾克哈里（Noakhali）、旁遮普邦（Panjab）和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等全國各個城市，造成了大量的人道主義災難。從一定意義上說，印巴獨立使兩國人民最終掌握了自己的命運。然而，大規模的殺戮行為演化成了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并直接導致印巴兩國的交惡，為之后的三次“印巴戰爭”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由此可見，早在印度獨立運動期間，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內部就已經孕育出印度教極端主義。1947年印巴獨立期間，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就已經掀起了大規模的教派沖突和宗教仇殺，導致成千上萬人喪生。而印度教徒與穆斯林都把“印巴獨立”造成的后果以及“大屠殺”的罪責歸咎于對方。隨著印巴兩國的建立，印度教徒與穆斯林都認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脅。 一方面，印度教徒認為穆斯林的教義與理念鼓吹斗爭和沖突，不僅破壞了印度的宗教社會結構，還威脅到了印度教的多神信仰。

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大規模的教派沖突和教派屠殺，進一步引發印度教極端主義思潮的高漲，大量印度教極端主義組織迅速崛起。1949年7月，國民志愿服務團恢復了正常活動，此后，不僅在國內大規模興辦學校，以慈善名義爭取印度教徒的同情與支持，還積極開展針對其他宗教教派和團體的攻擊行動。1964年，世界印度教大會在孟買成立，該組織以團結全世界的印度教徒為號召，旨在擴大印度教的影響力。1966年，濕婆軍（Shiv Sena）在馬哈拉施特拉邦成立。濕婆軍具有極大的宗教狂熱性，大力吸收印度教下層民眾加入該組織，它也具有強烈的反穆斯林色彩。1966年，為了抵制穆斯林在“宰牲節”“殺戮”印度教“神牛”的行為，印度國民志愿服務團聯合其他印度教極端主義組織對穆斯林發動了大規模的襲擊。這些印度教極端主義組織傳播的印度教極端主義思想引發了一系列暴力事件。此外，穆斯林認為自己屬于少數群體，在印度得不到合法權益和保障，并經常受到印度教徒的打壓。所以，印度教極端主義在產生和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印度穆斯林極端主義思潮。

△ 印度教徒在拆除清真寺

截止到20世紀90年代，國民志愿服務團約開辦了6000所學校和26000家俱樂部，而國民志愿服務團的準軍事組織印度青年民兵（Bajrang Dal）也得到了快速發展，這一組織的最初攻擊目標主要是穆斯林，隨后其攻擊范圍也逐漸擴大到佛教徒和基督教徒等其他宗教教徒。他們公開宣傳對錫克教教徒、基督教教徒等其他宗教少數群體的仇恨情緒。一些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尋求通過暴力手段對印度教徒采取報復行動，以發泄對現狀的不滿和抗議不公正待遇。印度國內時常發生的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暴力沖突，也常常引發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等周邊國家的強烈反應，加劇了這些國家內的宗教教派沖突。1992年，國民志愿服務團和濕婆軍就攻擊和破壞了北印度一所擁有600多年歷史的清真寺，并由此引發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大規模流血沖突事件，導致了數千人傷亡。這一事件迫使國民志愿服務團第三次被取締，然而該組織在1993年又開始重新活躍。為了回應印度境內發生的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沖突，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境內的穆斯林也開始瘋狂攻擊本國境內的印度教寺廟，從而造成了大量的印度教徒傷亡。到2014年，國民志愿服務團的成員已經發展到了600萬人。印度教大齋會(Hindu Mahasabha)也時常發表具有爭議性的言論，其副主席薩迪偉 ·德瓦 ·塔庫爾（Sadhvi Deva Thakur）曾在2015年的一次公開表態中聲稱穆斯林和基督徒必須接受絕育手術。

近年來，印度教極端主義思潮持續高漲。印度教極端主義組織印度國民志愿服務團、世界印度教大會和濕婆軍等組織的理念主要是復興印度教的社會與文化。然而，不容忽視的是，近年來勃興的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社團與組織不斷推動了印度教改革和發展。雖然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社團與組織的興起，一定意義上助推了印度教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也給印度社會的和諧團結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特別是處于印式“多元一體”的社會印度出現了一系列反對其他宗教抑或教派的活動，印度教民族主義刺激產生了印度教極端主義。印度教極端主義組織也經常發動針對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其他少數宗教群體的暴力活動。如今，印度教極端主義也早已走出國界，對周邊國家的印度教組織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印度教民族主義分為巴爾 · 甘格達爾 · 提拉克、斯瑞 · 奧羅賓多、莫罕達斯 · 卡拉姆昌德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等為代表的印度教世俗主義派和民族主義派。持有世俗主義觀點的一派最終建立了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希望印度能夠走上世俗化的西方式民主道路。但是，以印度國民志愿服務團、印度教大齋會和濕婆軍等為主的另外一派則有著強烈的印度教色彩，并期望印度能夠建立一個純粹的“印度教”國家，世俗主義派和民族主義派之間的碰撞與融合共同促進了印度社會向前發展。

獨立后，時任印度國民大黨領袖的尼赫魯宣布組建政府，并在1950年《印度憲法》中明確規定了“印度共和國是一個世俗的民主國家”。隨著《憲法》的頒布，世俗主義成為了印度立國的奠基石，并指明了其前進方向。在這個背景下，從印度獨立初期到20世紀70年代，世俗主義一直占據著印度政治的主流，并主導了印度政局的走向。印度獨立初期，尼赫魯將世俗主義（Secularism）、民主主義（Democracy）和社會主義（Socialism）確定為印度世俗主義道路的基石。這一時期，印度沿著世俗主義的道路不斷前進，使得該國民主主義政體進一步得到鞏固。同時，宗教對印度政治的影響日益衰微，而“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政治理念在該國傳播，并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

與印度國大黨等世俗政黨一直提倡西方式的民族主義道路不同，國民志愿服務團等激進組織則奉行印度教教義至上原則，并認為唯有符合印度教教義的政體才能夠維護和保障印度教徒的合法權益。因此，這些激進組織的印度教色彩日益濃郁，并演化成了印度教極端分子的大本營。在國民志愿服務團的大力支持下， 1951年10月，第一個具有強烈印度教色彩的政黨——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在薩雅瑪 ·普拉薩德 ·穆克吉（Shyama Prasad Mukherjee）的領導下宣告成立，該黨派秉持“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意識形態。直到1977年，該政黨一直活躍于印度的政治選舉之中，成為了印度政黨十分重要的一支力量。

1977年，印度人民同盟聯合印度左派、右派和中立派的部分政黨重新建立了聯合政黨——人民黨（The Janata Party, JNP），共同抵制印度國大黨總理英迪拉 ·甘地發起的“全國進入緊急戒備”狀態。1980年，聯合政黨中的人民同盟從中分離出來，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正式成立，這標志著具有印度教色彩的政黨影響力日益上升，成為了主導印度政壇的重要力量，并不斷將印度教融入到該國政治中。印度人民黨主張實行民族主義、民主和印度教至上主義。此后，印度人民黨的印度教“底色”不斷加深，并在該國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基層組織，其影響力和號召力不斷擴大。1996年的大選結束之后，印度人民黨一躍成為了印度第一大政黨，并于1998年開始正式執政。2014年，印度舉行大選，在納倫德拉 ·莫迪（Narendra Modi）的領導下，印度人民黨再次成功執政。在被稱為“右翼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的印度人民黨執政期間，印度教民族主義不斷發展，“已然威脅到了印度的文化安全和國家形象”。

五、印度教派左右下的印度走向何方？

印度教經過長達幾千年的洗禮后，印度教從最初的吠陀教到婆羅門教，演進成了南亞次大陸最大和最重要的宗教，甚至在世界范圍內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印度教的教義和教規已然滲透到了大多數印度教徒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其宗教教義和規范還存有一些較為封閉與保守的觀念，然而，也未能阻隔印度教的改革與發展的道路。獨立后，印度教經歷了70多年不斷改革和發展的歷程，煥發出了新的活力，并逐漸成為了一種團結印度教徒最為重要的思想武器；不斷凝聚印度教教徒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從而促進印度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自13世紀起，南亞次大陸先后經歷了德里蘇丹國及莫臥兒帝國兩大穆斯林王朝與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此期間，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外來宗教傳入該地，逐漸打破了印度教和佛教等本土宗教在南亞次大陸占據優勢的局面。然而，作為南亞次大陸產生的一種本土宗教，印度教在歷經數千年后仍然維持著長盛不衰的狀態，展示了其極強的生命力。當面對諸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外來宗教的挑戰時，印度教產生了自我保護和抵御外來宗教的各種思潮，并逐漸發展為南亞次大陸影響力最大的宗教，對印度為代表的幾個南亞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自近代以來，印度教內部涌現出世俗主義、民族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多元之爭”，這不僅影響了印度國內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對周邊國家（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近年來，印度國大黨代表的世俗主義與印度人民黨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之間的博弈成為印度政治與宗教互動的重要載體與途徑，不斷促成印度徘徊于世俗主義與印度教民族主義之間。由于印度人民黨的多次上臺執政，使印度教民族主義深深地植根于該國的政治土壤中，這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日益勃興的印度教極端主義，并對印度社會文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未來，作為印度的主體宗教，印度教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派別之爭，仍然是左右印度發展最大的思想因素。（節選自《南亞東南亞研究》，2019年第3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