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四川簡史》——元明清時期（一）

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元明清時期（一）

元代的四川

抗元斗爭

蒙古（元）同南宋王朝的戰爭，從宋理宗紹定二年（1231年）發動，到宋帝昺祥興二年（1279年）年合州守將王立降元，二月南宋滅亡，四川抗元斗爭前后曾歷時48年。早在蒙古滅金之前，蒙古統治者曾抄掠四川利州路諸地，1229年，窩闊臺即蒙古汗位，遵照成吉思汗“假道滅金”戰略，皇弟拖雷率領騎兵3萬，從寶雞入大散關，武力假道漢中，進襲四川，作為四川屏障與門戶的“五州三關”相繼遭到破壞。

1234年，窩闊臺遣子闊端、闊出正式發動對南宋的大規模戰爭。嘉熙四年（1240年），闊端進攻成都，成都制置使丁黼戰死，淳祐元年（1241年），汪世顯再次進圍成都，四川制置使陳龍之率軍民抵抗，兵敗被俘遇害。淳祐二年，宋朝廷任命余玠（1199—1253）為四川宣慰使，玠奉命組織軍民，根據四川地質地貌，針對蒙古騎兵特點，揚長避短，依山筑城，控扼要沖，據險堅守，采取屯兵、積糧、保民、戰守的守蜀方略，構建以釣魚城為核心的山城寨堡防御體系。他命知瀘州曹致大筑神臂城，曹致大率領軍民馬不停蹄構筑新城。東面設耳城、護城河，東北和東南兩角各筑有炮臺，城內修建有練兵校場、烽火臺、儲水池，備足糧草。淳祐四年（1244年）五月，神臂新城筑成，遂遷瀘州州治于城內。神臂城與釣魚城分別控扼長江與嘉陵江，具有拱衛重慶，屏障南宋半壁江山重要戰略地位。淳祐六年（1246年），余玠率領四川軍民打敗蒙古四路進犯。1251年，蒙哥汗即位，仍然以四川作為進攻南宋的戰略重點。寶祐六年（1258年）四月，蒙哥汗領兵4萬，于是年底進抵合州釣魚城下，派遣使者招降，為守將王堅所殺。蒙哥汗親自率軍攻城，王堅率軍民堅決抵抗，重創蒙哥大軍，蒙哥汗先鋒元帥汪德臣在陣前被擊斃，蒙哥汗中炮身受重傷，不治而亡，蒙古軍被迫撤圍而去。釣魚城抗蒙勝利，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宋、蒙戰爭局勢，并削弱了蒙古向歐洲東北部的軍事擴張。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在重點進攻襄陽時，也加緊進攻四川，其中，合州釣魚城、重慶城、瀘州神臂城，是雙方爭奪最激烈的地方。知合州守將張玨堅守釣魚城，抗擊蒙古軍，派兵解圍重慶城、大寧城，一度收復瀘州、涪州。南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軍對神臂城發起最后總攻，王世昌等守軍終因寡不敵眾，全部戰死，孤城最終陷落。景炎三年（1278年），釣魚城破，張玨仍率兵死戰，被俘不屈，自殺盡節。

釣魚城遺址（圖片來源：重慶市合川區人民政府網）

蒙古（元）滅宋，在四川地區進行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戰爭，對四川的社會經濟造成巨大破壞，軍民死傷十之八九，但四川軍民并未屈服，他們堅持長期抵抗，不屈不撓，其精神值得后人銘記。

元代四川禮制文化的發展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孛兒只斤氏，成吉思汗鐵木真之孫，監國拖雷第四子，元憲宗蒙哥弟。蒙哥汗在位時，受命治理漢地軍政大事，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漢族知識分子幕僚集團。忽必烈依靠他們建立起對漢地的統治，這些漢族知識分子也力圖用漢文化影響忽必烈，讓他接受漢文化制度。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即汗位，采納劉秉忠等幕僚建議，依據漢人封建王朝的傳統，頒布即位詔書，稱皇帝，始建年號“中統”。1272年，蓋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定國號為“大元”，采納劉秉忠建議，改中都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表明他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繼承人。元朝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

元朝設立中書省，均以皇太子兼領中書令，為虛銜。中書令下，設右丞相、左丞相為實任的宰相，下設平章政事、右左丞、參知政事為副相。中書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元朝設立中書省綜理政務，中書省臣被派往地方執政，代表中書省行使地方政權機構權力，稱為“行中書省事”。行中書省簡稱“行省”，成為地方官府的名稱和地方行政區劃的名稱。忽必烈滅宋前后，陸續設立河南、江浙、江西、湖廣、陜西、四川等10個行省，四川省得名即源于此。四川行省治所成都府成都縣，四川行省下轄道、府、州、縣，各設達魯花赤一員，為最高長官。1265年，忽必烈下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在地方實現中央集權，代表著國家治理制度的歷史性改革，成為促進民族融合、團結與大一統的重要舉措。

1311年，元仁宗即皇帝位，接受中原禮制文明，力行“漢法”，尊孔崇儒，廣泛拔擢漢人儒士，任用通曉漢文化的蒙古、色目官員，儒學受到空前的重視。1313年10月，元仁宗下詔正式實行科舉考試，科場每三年開試一次，考試規定用朱熹注，使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學術，大力倡導孔孟道統，提倡理學綱常節孝，進而確立了程朱理學在維護朝廷統治中的崇高地位。1329年，在大都建立奎章閣學士院，優待儒士，詔命大儒趙世延、虞集編纂《經世大典》，保存大量的元代典章制度文獻，為明初修《元史》提供了依據。元代中后期，四川各地恢復官學、興建書院的情況有所改觀。四川官學在元代有所恢復，四川行省平章事趙世延、四川儒學提舉謝晉賢等，主張興學育才，振興文教，在元代132個路、府、州、縣中，共有廟學89所，數量在全國居于第6位,紐寧鎮守成都時，曾準許文翁石室、揚雄墨池、杜甫草堂皆列為學宮，并捐資購買圖書30萬卷；契丹族人述律杰捐私宅、資財，修建成都石室書院。據胡昭曦先生在《四川書院史》中統計，元代書院計有11所，數量在全國居于第12位。四川在全國文教復興中，處于發展前列。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