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清朝修明史，修了九十多年才完成？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么？

乾隆四年，也就是公元1739年，一套大部頭典籍終于走完了所有的流程，正式印發，昭告天下。

這部書，便是大名鼎鼎的《明史》。

此時此刻，要是回過頭去翻老黃歷，距離大清朝頭一回嚷嚷著“我們要給前朝修書”，時間已經悄悄溜走了九十五個年頭。

九十五年是個什么概念？

咱們滿打滿算，大清入關后的國祚也就276年。

為了折騰這一部前朝的往事，竟然耗掉了這個王朝整整三分之一的壽數。

更讓人覺得諷刺的是，等到這部書終于定稿殺青的那一天，當年最早那一撥提議的、策劃的，甚至動筆寫下第一個字的，早已化作了冢中枯骨，連骨頭渣子都找不見了。

后世很多人提起這茬，總愛說是工程太浩大，或者是治學太嚴謹。

可要是把這九十多年的陳年舊賬翻出來抖摟抖摟，你會發現，讓這部書難產了快一個世紀的病根兒，壓根就不是什么學術難題，歸根結底就倆字：

算計。

每一代接手這攤子事兒的人，心里頭都在扒拉著算盤，算一筆對自己最劃算的賬。

把時針撥回到公元1645年。

那會兒，崇禎皇帝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樹上吊死才剛滿一年。

那個逼死崇禎的李自成命還硬著呢，正如同喪家之犬一般在九宮山一帶狼狽逃竄。

清軍的主力部隊還在四處征戰，多爾袞也沒閑著，正跟南明的小朝廷死磕到底。

就在這么個烽火連天、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節骨眼兒，有個叫趙繼鼎的官員，居然給順治皇帝遞上去一道折子：請求朝廷修撰《明史》。

這一招，乍一看簡直是不按套路出牌。

大伙兒都在忙著搶地盤、砍腦袋、坐江山，誰有那個閑情逸致去鉆故紙堆？

但這趙繼鼎心里的算盤，打得那是噼里啪啦響。

這趙繼鼎是個什么來路？

他原是明朝崇禎年間的御史。

崇禎這皇帝有個怪脾氣，覺得御史天生就是得罪人的，如果你下地方巡視一圈，回來居然全是好評，那肯定是跟地方官穿了一條褲子。

于是，名聲好得不像話的趙繼鼎被崇禎一頓收拾，擼成了平頭百姓，趕回了老家。

再后來，李自成的大軍來了，趙繼鼎在老家搞起了“甲申誅偽”，把李自成任命的官員給宰了。

沒過多久清軍入關，這哥們兒眼珠一轉，又投到了大清的懷抱。

作為一個伺候過三家主子的邊緣人物，趙繼鼎太需要一份沉甸甸的投名狀了。

在這個當口提議修《明史》，其實是一石二鳥的高招：一來向大清表了赤膽忠心，二來送給新朝廷一份巨大的政治厚禮——只有給前朝修史，才意味著你名正言順地接過了“正統”的大旗。

當時還在幕后掌舵的多爾袞是個明白人，立馬領會了這層意思，當場拍板：這事兒準了。

可偏偏，這事兒從打根起就注定了要爛尾。

瞧瞧當時那個草臺班子一樣的“明史編修組”名單就懂了：馮銓、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

這幫人湊在一塊兒，哪是修書啊，簡直就是個“政治高危分子集散地”。

馮銓那是明朝閹黨的余孽，當年給魏忠賢遞刀子害死楊漣的壞事就有他一份；剛林和祁充格呢，那是多爾袞的心腹鐵桿。

還沒過幾年，多爾袞倒臺被清算。

剛林、祁充格直接掉了腦袋，馮銓也被勒令退休滾蛋。

剩下的李建泰因為手腳不干凈收黑錢被罷官，后來又不怕死地響應叛亂，結果把自個兒作死了。

這第一屆編修班底，除了范文程運氣好全身而退，其他的基本上是全軍覆沒。

所以在順治那一朝，修史這檔子事兒純粹就是個幌子。

大伙兒都忙著在政治漩渦里站隊、保命，壓根沒人把修書這活兒當真。

這一耽擱，晃晃悠悠就是二十多年。

直到康熙朝平定了三藩之亂，江山穩固了，修史這茬才重新被提上了臺面。

可這回，橫在清朝面前的有一道巨大的心理陰影，這陰影的名字叫“明史案”。

就在康熙登基前沒多久，浙江那邊出了個叫莊廷鑨的土豪，自己掏腰包請人搞了一部私家版的《明史輯略》。

他在書里干了幾件捅破天的事兒：把南明的小皇帝奉為正統，管清朝老祖宗努爾哈赤叫“奴才頭子”，管清軍叫“建州野人”。

結果這事兒被仇家給捅出去了。

當時掌權的權臣鰲拜接手了這個案子，那手段狠得讓人發指：把人千刀萬剮了14個，砍頭的有70多個，流放了幾百號人，被牽連進去的足足上千。

那個莊廷鑨雖然早就死了，還是被從墳里挖出來，劈棺戮尸。

這案子一發作，全天下的讀書人脖子后面都冒涼氣。

誰還敢去碰明史這塊燙手山芋？

那可是要掉腦袋的買賣。

這下子，清朝碰上了一個死局：

想修史來證明自己是正統，可肚子里有墨水的漢人學者怕死不敢來，或者心里有氣不愿意來（在那幫人心里，給清朝修史那就是當漢奸）；愿意來的那些滿洲官員，又沒那個文化底蘊。

咋整？

康熙皇帝這回算是找對了人，他相中了一個叫徐元文的。

這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的狀元，更是大儒顧炎武的親外甥。

徐元文琢磨出了一個絕妙的“破局”路子。

他把目光鎖定了一個關鍵人物——萬斯同。

萬斯同那是黃宗羲的高徒，浙東史學界的扛把子，也是個鐵骨錚錚的明朝遺民。

按常理推斷，打死他也不可能給清朝打工。

但徐元文和萬斯同之間，居然達成了一種極其特殊的“默契”。

萬斯同開出了他的價碼：修史可以，但我有個底線，堅決不當清朝的官，絕不拿清朝一分錢俸祿。

我就以一個“老百姓”的身份，寄住在你徐元文的府上，算是個私人幫忙的。

書里的字我來寫，書成后的名你來掛。

這筆賬，萬斯同算的是“名節”和“責任”——我不吃你的皇糧，我就對得起大明列祖列宗；我親自執筆，就能保證明朝的這點歷史不被瞎編亂造。

而徐元文算的是“政績”——只要這書能鼓搗出來，采取什么形式不重要。

正是靠著這種微妙的互相妥協，《明史》這個爛尾工程才真正算是動了工。

咱們今天看到的《明史》，它的核心骨架和絕大部分血肉，其實都是萬斯同這個“臨時工”，在北京布衣巷那間簡陋的小屋里，點燈熬油，一個個字摳出來的。

在修書的過程中，萬斯同碰上了一個最棘手的難題：南明那段歷史怎么下筆？

也就是說，崇禎死后，南方那些茍延殘喘的明朝小朝廷，到底算不算“明朝”？

要是算，那清朝算什么？

要是不算，中間那段歷史空白怎么填？

這時候，徐元文拿出了一個總負責人的擔當。

他咬死了不松口：如果不寫南明，這明史就是殘缺不全的。

他把《遼史》記錄耶律大石、《宋史》記錄宋端宗的先例搬出來，硬是頂著壓力把這事兒給扛下來了。

所以，在萬斯同的筆下，像史可法這樣抗清名將的傳記被保全了，南明那幾個皇帝雖然沒資格進“本紀”，但他們的事跡好歹都被留在了附錄里。

眼瞅著這部大書就要殺青了，誰知道又出了幺蛾子。

這回不是因為歷史觀點，還是因為政治斗爭。

公元1691年，徐元文的大哥徐乾學卷進了黨爭的旋渦，得罪了權傾朝野的明珠。

徐家兄弟大樹一倒，徐元文被罷官回家，沒多久就病死了。

頭頂上的保護傘沒了。

接替徐元文來管修史這攤子的，是一個叫王鴻緒的人。

這王鴻緒，混官場的嗅覺比他做學問的本事靈敏不知多少倍。

萬斯同只能在他手底下繼續干活，一直熬到1702年，最后累死在了王鴻緒的家里。

臨閉眼前，萬斯同基本上已經搞定了《明史》的初稿。

按說到了這一步，只要校對一下，送去印刷廠就行了。

可偏偏王鴻緒把稿子壓住了，死活不交。

為啥？

因為他也在心里打著小算盤。

當時正趕上康熙晚年那個著名的“九子奪嫡”大戲。

王鴻緒倒霉催的卷進了旋渦里，又被人查出屁股底下不干凈貪污受賄，直接被一擼到底趕回了老家。

換作一般人，這時候估計早就心灰意冷了。

但這王鴻緒膽子大得沒邊，他做了一個極其驚人的決定：他把《明史》的稿子偷偷帶回了自己家！

在蟄伏的那五年里，他一個人躲在家里，對著萬斯同的心血搞起了“刪改潤色”。

五年后，他把改頭換面的稿子獻給了康熙。

康熙一見大喜過望，覺得這人雖然貪財又站錯隊，但看來還是個“有用之才”，于是大手一揮，王鴻緒官復原職。

你看，在王鴻緒的手里，這部厚重的史書不再是歷史，而是他重回官場名利圈的“買路錢”。

至于他在那五年里，把萬斯同的原稿改成了什么鬼樣子，刪掉了多少對清朝不利的大實話，又加塞了多少歌頌盛世的私貨，除了他自個兒，誰也說不清了。

又晃悠了二十多年，雍正皇帝上了臺，王鴻緒也兩腿一蹬見了閻王。

這會兒，《明史》依然沒能出版。

雍正也是沒招了，只能把大清朝號稱最忙的“打工人”——張廷玉給拽了過來，組建了第三屆編修班子。

張廷玉也是一臉苦相。

他手頭要忙活西北用兵、改土歸流、攤丁入畝這些國家大事，還得天天在軍機處值班。

修史對他來說，不過是無數個考核指標里的一項罷了。

這部書加起來三百多萬字。

指望張廷玉像當年的萬斯同那樣，逐字逐句地去考證，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張廷玉能做的，就是把前人留下的稿子攏一攏，進行最后的政治把關和統籌安排。

一直熬到乾隆四年，這部歷經95年風雨的大書，才終于算是見了天日。

回過頭來打量這部《明史》，你會發現它活像個巨大的矛盾體。

論時間跨度，它耗時最久，把人耐心都磨沒了。

論質量，它公認是“二十四史”里修得比較靠譜的一部，體例嚴謹，敘事條理分明。

這全是人家萬斯同一輩子的心血換來的。

但論起真實性，這書里又充滿了刪改和遮遮掩掩。

因為戰線拉得實在太長，前頭寫的人死了，后頭的人隔了幾十年接著編，導致書里頭經常出現前言不搭后語的尷尬事兒。

更要命的是，經過了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人的反復“打磨”，那些真正敏感的內容早就面目全非了。

比如說明末的大將毛文龍、袁可立。

這兩個狠角色可是后金（也就是清朝前身）早期的噩夢，把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打得一點脾氣都沒有。

要是照實了寫他們的傳記，大清朝祖宗的臉往哪兒擱？

于是乎，在最終版的《明史》里，這些人的傳記憑空消失了，相關的事跡也被大刀闊斧地刪減。

再比如對李自成、張獻忠這些起義軍領袖，字里行間也充滿了明顯的抹黑和敵意。

這部書之所以能修成，不是因為歷史學家終于把真相給捋順了。

而是因為統治者終于覺得：這部書里的歷史，已經變得“安全”了。

從1645到1739。

趙繼鼎為了保住腦袋提議修史，萬斯同為了名節布衣修史，王鴻緒為了復官獻書邀寵，張廷玉為了交差統籌出版。

一部《明史》，表面上寫的是明朝的那些事兒，骨子里藏著的，卻是清朝那部活生生的官場現形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