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會組織制度轉型與實踐研究

上海社會組織制度轉型與實踐研究

（作者：王連升）

摘要：2026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發布的《2026年上海市社會組織工作要點》標志著上海社會組織發展進入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的新階段。本文以該文件提出的“新六條”為分析框架，結合上海近年來在科技類社會組織、社區社會組織、樞紐型平臺等領域的創新實踐，系統剖析上海社會組織發展的制度邏輯與實踐進路。研究發現，上海正在構建一個“黨建融血脈—制度精耕作—結構優布局—培育強扶持—服務促發展—監管筑防火墻”的六維發展體系，其核心特征是從單一的數量擴張轉向結構優化、從被動管理轉向主動賦能、從碎片化支持轉向全周期培育。這一轉型不僅回應了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求，也為全國社會組織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地方樣本。

關鍵詞：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制度轉型；上海實踐；社會治理

Abstract: The release of the "2026 Shanghai Social Organization Work Points" by the Shanghai Civil Affairs Bureau in March 2026 marks a new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s social organizations,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ew Six Points" proposed in the document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combines Shanghai's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hub platforms, etc. in recent year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Shanghai's social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hanghai is building a six dimens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consisting of "integrating party building with blood, cultivating institutional refinement, optimizing structural layout, cultivating strong support, promoting development through services, and building firewalls through supervision". Its core features are shifting from single quantity expansion to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from passive management to active empowerment, and from fragmented support to full cycle cultiva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responds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modernizing the governance of mega cities, but also provides a valuable local sampl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Key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Shanghai practice; social governance

一、引言：一個時代的轉折點

2026年3月3日，上海市民政局發布《2026年上海市社會組織工作要點》（滬民社登發〔2026〕1號），這份文件迅速引發公益慈善界和社會組織從業者的廣泛關注。有評論稱之為“新六條”，并斷言“混日子的時代結束了”。這一判斷是否準確？文件釋放的政策信號究竟意味著什么？上海正在描繪一幅怎樣的社會組織發展藍圖？

要理解這份文件的分量，需要將其置于更宏大的時代背景中。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戰略部署，上海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和創新發展先行者，正在加快建設“五個中心”和國際文化大都市。在這一背景下，社會組織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角色定位和發展路徑必然面臨重新審視。

本文認為，《2026年上海市社會組織工作要點》的核心價值在于，它不再是一份常規的工作安排，而是一幅引導上海社會組織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型的路線圖。其根本特征是“高質量發展”理念貫穿全文——從黨建引領、制度完善、結構優化、培育扶持、服務大局到規范化建設，六個部分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回答了在當前經濟與社會發展背景下，上海需要什么樣的社會組織，以及如何讓這些組織真正成為城市的“軟實力”。

本文將以上述文件為分析文本，結合上海近年來在科技類社會組織、社區社會組織、樞紐型平臺、區級創新實踐等領域的探索，從理論層面剖析“新六條”的深層邏輯，從實踐層面呈現政策落地的地方經驗，最后討論這一轉型對全國社會組織改革發展的啟示意義。

二、制度轉型的邏輯：從“管控”到“治理”的范式躍遷

2.1 “六同步”與“兩納入”：黨建從“嵌入”到“融入”

《2026年工作要點》第一部分強調“強化黨對社會組織的領導”，明確提出扎實推進“六同步”“兩納入”，并“健全黨組織參與重大事項決策機制，促進黨建工作與業務工作深度融合”。從文本表述看，一個關鍵變化是從“嵌入”走向“融入”——黨建工作不再僅僅是組織覆蓋的“物理反應”，而是要轉化為組織發展的“化學反應”。

這一轉向在上海近年來的政策實踐中已有體現。2024年12月印發的《上海市民政局關于持續推進社區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的若干舉措》第一條即明確：“各區民政局應積極協調街（鎮）黨（工）委發揮社區黨群服務中心作用，按照應建盡建原則，指導具備條件的社區社會組織建立黨組織；暫不具備條件的社區社會組織，可通過選派黨建指導員、聯絡員等方式開展黨的工作”。松江區的實踐進一步印證了這一思路：該區在社會組織成立登記、年檢年報、等級評估等環節同步推進黨建工作，積極推動社會組織在日常內部治理中充分聽取黨組織意見，發揮黨組織把方向、穩大局的作用。

從理論視角審視，這一制度設計意在解決社會組織領域長期存在的“黨建與業務兩張皮”問題。當黨組織真正參與重大事項決策，當黨建工作與業務工作深度融合，黨的政治優勢就能轉化為組織的發展優勢——黨建工作做得好，將成為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購買服務、獲取社會信任的重要“加分項”，而不再是應付檢查的“額外負擔”。

2.2 “制度集成”的精細化轉向

《2026年工作要點》第二部分“改進完善社會組織管理制度”呈現出明顯的“制度集成”特征。從《上海市行業協會商會條例》的宣貫，到異地商會、基金會專項基金、秘書長手冊等一系列配套文件的修訂，再到“對照民政部新規”評估修訂現行政策，上海正在構建一個從登記、治理、收費到退出的完整制度閉環。

值得關注的是制度建設的精細化取向。例如，修訂《基金會專項基金管理辦法》、制定《基金會秘書長手冊》，直指當前基金會在內部管理上的痛點——專項基金如何規范管理？秘書長職責邊界如何厘清？這些標準化、精細化的指引，將有效降低組織的合規成本，使社會組織運行有章可循、有據可依。

浦東新區的實踐為這一精細化轉向提供了注腳。2026年1月，浦東新區民政局、財政局聯合印發《關于促進浦東新區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的扶持意見》及配套實施細則，從房租補貼、人才激勵、科研獎勵、協商參與等多維度推出系統性扶持舉措，構建了全面支撐社會組織提質增效的制度體系。這種“一區一策”的精細化制度供給，正是市級政策框架在基層的創造性落實。

三、結構優化：從數量擴張到集群效應

3.1 “社會組織集群”的戰略布局

《2026年工作要點》第三部分明確提出“培育發展一批能夠服務國家戰略、體現上海水平、解決實際問題的社會組織集群”。這一表述傳遞出一個明確信號：上海不再盲目追求社會組織的數量增長，而是追求“集群效應”——通過結構優化實現功能提升。

從布局方向看，政策呈現出“雙向發力”的特征。一是面向未來，聚焦國際科創中心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大力支持科技類、新興產業類社會組織。文件明確提出“支持民非類新型研發機構發展，支持企業和社會力量設立基礎研究公益基金會”，并“大力支持培育設立國際科技組織，做好國際科技組織落戶上海的溝通協調工作”。二是扎根基層，對于社區社會組織，政策導向是“賦能提升”和“高質量發展”，通過“探索優化準入服務、簡化程序，豐富扶持資金、完善支持平臺”，讓扎根社區的“毛細血管”實現自我造血。

3.2 科技類社會組織的“上海經驗”

科技類社會組織是上海社會組織結構優化的亮點領域。截至2025年8月，上海科技類社會組織已達1100余家，活躍在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這些組織正在成為思想理論的“專家庫”、創新成果轉化的“加速器”、科技人才的“催化劑”。

上海在支持科技類社會組織發展方面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經驗。一是變“等候審批”為“主動服務”。市民政局將支持民非類新型研發機構登記成立作為工作重點，在機構籌備材料階段就提前介入輔導，將服務做在行政審批之前。上海樹圖區塊鏈研究院從注冊到拿到證書僅用時兩個月，享受了“綠色通道”服務。二是變“技術判斷”為“價值判斷”。當遇到制度障礙時，政府部門會作“應不應該辦”的價值判斷，而非簡單作“可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針對樹圖研究院申請企業所得稅減免時遇到的薪酬限制問題，政府部門靈活施策，為其量身定制解決方案，有效解決了研發機構吸引國際一流人才的制度瓶頸。三是推出社會組織成立“一件事”改革，打通民政、經信、公安、社保、稅務等8個部門的數據壁壘，實現登記業務和其他8個事項“一表申請”“一網通辦”。上海科學智能研究院僅用兩周便完成注冊，正是這一改革的受益者。

3.3 社區社會組織的“賦能提升”

與科技類社會組織的高端引領相呼應，社區社會組織的“賦能提升”同樣構成結構優化的重要維度。2024年12月，上海市民政局專門出臺《關于持續推進社區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的若干舉措》，從黨建引領、準入服務、退出機制、內部治理、人才隊伍、綜合能力、扶持資金、扶持政策、支持平臺、宣傳引導等十個方面系統部署。

這一政策的核心思路是：政府不再只是“給項目”，而是要“建平臺”“給資金”“簡程序”。具體舉措包括：降低準入門檻，依托社會組織成立“一件事”全流程網絡辦理；常態化清理“僵尸型”社區社會組織，實現“進出通暢”；建立社區社會組織負責人培訓制度，五年內實現全覆蓋；鼓勵各區通過補貼、獎勵、專項資金等形式進行扶持。

松江區的實踐印證了這一思路的有效性。該區登記社區社會組織329家，占全區社會組織總數的42%，獲得評估等級的社會組織達258家，獲評率達32.5%，位居全市第一。通過“區級+鄉鎮（街道）”兩級樞紐型平臺的全覆蓋，松江構建起社會組織區域化管理的重要支撐體系。

3.4 “僵尸型”組織出清的深層邏輯

與增量培育相配套的是存量優化。《2026年工作要點》明確提出“持續清理整治‘僵尸型’社會組織”，要求“穩妥及時出清‘無效低效’社會組織，鼓勵各區積極探索簡易注銷等做法，完善社會組織退出機制”。松江區2024年注銷登記29家社會組織，正是這一政策導向的落地。

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審視，“無效低效”組織的出清，正是為“高質高效”組織的發展騰出空間。這一“有進有出”的動態調整機制，標志著社會組織管理從“重登記輕監管”向“全周期管理”的深刻轉變。

四、培育扶持：從項目支持到生態構建

4.1 “創業孵化器+資源鏈接器”的政策工具箱

《2026年工作要點》第四部分“開展社會組織培育扶持行動”呈現出從傳統能力建設培訓向“創業孵化器+資源鏈接器”的升級轉型。這一轉型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品牌化運作。“公益創新創業大賽”“滬社星耀”計劃、“上海行業協會商會圓桌派”等活動的常態化，說明政府正在主動扮演“經紀人”和“宣傳員”的角色。其目標不僅是挖掘一個好項目，更是培育可復制推廣的“品牌”。

第二，立體化宣傳。“滬上社會組織”微信公眾號、視頻號、“社會組織在行動”融媒體節目、《上海社會組織》雜志、上海社會組織展示館等構成宣傳矩陣，旨在持續傳播社會組織好聲音，提升公信力和美譽度。長寧區2025年10月首創的《社會組織伙伴護照》，融合全區28家具有實體空間的社會組織，設計四條主題打卡路線，正是這一宣傳理念的生動實踐。

第三，協商參與制度化。“深化社會組織協商”的提法頗具新意。文件明確提出“推進社會組織制度化參與政策法規的制定”，“圍繞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召開社會組織協商會議”。長寧區作為全市首批三個社會組織協商試點區之一，已探索形成《社會組織協商十大場景》，為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提供了清晰路徑和實踐指引。這一制度設計將社會組織的角色從“伙計”提升為“參謀”。

4.2 人才戰略的“一進一留”

人才問題是長期制約社會組織發展的痛點。《2026年工作要點》在人才隊伍建設方面提出一系列舉措：“完善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年金制度”“鼓勵支持社團工作人員報考社團會員管理員證書”“鼓勵并引導社會組織積極申報就業創業見習基地”。

這套政策組合拳的邏輯清晰：年金制度解決“留不住人”的問題——通過長期激勵機制增強從業人員的歸屬感和穩定性；見習基地解決“進不來人”的問題——拓寬入口渠道，吸引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投身公益行業。松江區的實踐表明，2024年20名高校大學生在社會組織中完成實習見習，近30名高校畢業生通過招聘會達成就業意向，向11家社會組織發放人才補貼44萬元。

從更深層次看，這一人才戰略意味著政府認識到：社會組織的高質量發展，歸根結底要靠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隊伍。當社會組織從業者能夠像企業員工一樣享有年金保障，當公益行業能夠像其他行業一樣吸引優秀畢業生，社會組織的專業化、職業化水平才能實現質的飛躍。

4.3 “聚力計劃”與供需對接的制度創新

公益領域長期存在一個“兩難困境”：一方面，社區有真實的服務需求卻找不到合適的項目；另一方面，社會組織有好項目卻落不了地。《2026年工作要點》提出的“聚力計劃”和“供需對接平臺”，正是破解這一困境的制度創新。

“聚力計劃”聚焦城鄉幫扶、社區治理、民生服務、文體活動等領域，“挖掘社區真實需求，實現項目落地見效，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優秀項目案例”。而“上海市社會組織服務供需對接平臺”的優化，則致力于“促進供需精準對接”。松江區每年促成近30個項目落地實施，正是依托這一資源鏈接機制。

浦東新區的扶持新政更進一步，明確“鼓勵社會組織在同一社區連續3年實施社會治理項目”，并“資助舉辦具有國內外影響力的大型行業活動”。這一政策設計意在鼓勵社會組織深耕社區、持續服務，避免項目化運作帶來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短期行為。

五、服務大局：社會組織功能的戰略重構

5.1 新質生產力與社會組織的“新角色”

《2026年工作要點》第五部分“開展社會組織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行動”，將社會組織的功能與新質生產力、社會治理、民生保障、國家戰略緊密綁定。這一設計的深層意涵在于：社會組織不再只是搞搞慈善、做做服務的“補充力量”，而是被納入城市創新生態和治理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

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文件提出“引導支持科技類社會組織尤其是民非類新型研發機構開展科研攻關、學術交往、人才培養、成果轉化等，為上海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有力支撐”。上海國際人類表型組研究院參與繪制全球第一張高維度人類表型組全景導航圖，上海樹圖區塊鏈研究院開發公有鏈系統處于國際競爭第一梯隊，正是科技類社會組織支撐新質生產力的生動注腳。

在服務國家戰略方面，文件要求“引導社會組織服務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助力長三角科技創新跨區域協同、產業發展協同建設”，“繼續助力東西部協作、對口幫扶，鼓勵開展‘組團式’精準幫扶”。松江區百姓義工公益發展中心“益遞鏈”助農創業項目，開通滬滇農產品專線，通過產地直供社區減少中間環節，形成助農惠民、可持續發展的社區市場，正是社會組織參與東西部協作的典型案例。

5.2 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社會組織方案”

在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組織正在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2026年工作要點》提出“鼓勵社會組織參與超大型城市精細化管理、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城市綠色低碳轉型、城市文化軟實力提升等，助力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

東明路街道的實踐為這一命題提供了鮮活注腳。這個曾經的“資源洼地”住宅多、企業少，老齡化嚴重，年輕人參與度低。由街道孵化的浦東東明匯明心街區發展服務中心，推出一款社區專屬小程序，把散落的商戶優惠券、特色活動整合推送；與上海紐約大學合作開發AR口述史系統，把社區歷史轉化為可交互的數字敘事；搭建基于地理位置的城市“空投”電子優惠券系統，精準推送數字福利。這套數字社區治理模式不僅讓一家瀕臨關門的包子鋪“逆襲”成為網紅店，更實現了每月活躍用戶超2萬人次，從東明路街道推廣到上海7個轄區的16個街鎮。這一案例入選2025年《上海手冊》，向全球推介。

5.3 民生保障的“精細化供給”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2026年工作要點》提出“進一步引導社會組織提供養老托育、助老扶殘等專業化精細化服務”，并“積極動員支持各類社會組織用足本市就業扶持政策，挖掘崗位潛力，開發更多就業崗位”。

從“有沒有”到“好不好”的轉型，在民生領域體現為從“粗放供給”到“精細化服務”的躍升。松江區在養老服務領域，鼓勵社會組織提供認知障礙照護、助餐送餐、陪診助浴等服務，推動實現從“養老”到“享老”的轉變。在兜底保障領域，該區實施“橋計劃”，在社會救助綜合服務、困境兒童社工關愛、精神障礙社區康復等領域引入社會組織力量，為特殊群體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六、監管創新：從“單打獨斗”到“綜合長效”

6.1 綜合監管的協同邏輯

《2026年工作要點》第六部分“開展社會組織規范化建設提升行動”的核心亮點在于“綜合長效”四個字。不再是民政一家單打獨斗，而是“會同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建立協作機制，依法依規依職權處理涉‘山寨社團’等違法問題”，“強化跨部門聯合執法，完善與公安、市場監管、消防等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數據互通機制”。

這一制度設計的深層邏輯是：社會組織監管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部門協同發力。整治換屆亂象、清理“山寨社團”、規范評比達標表彰、鞏固慈善領域專項整治成果——這些工作的共同目標是為合法合規的組織營造清朗的發展環境。

松江區的實踐體現了這一協同監管思路。該區“聯合業務主管單位（行業管理部門），強化對社會組織人、事、活動的監督提醒”，“持續清理整治‘僵尸型’社會組織，扎實開展行業協會商會亂收費清理整治、行業協會商會服務高質量發展、社會組織節慶展會論壇治理等專項工作”。

6.2 數智賦能：從“人防”到“技防”

《2026年工作要點》明確提出“探索推進數智賦能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服務”，具體包括“全面上線基金會登記可行性咨詢服務和成立登記服務前后貫通的‘一件事’”“優化社會組織業務信息管理系統、社會組織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構建社會組織風險智能識別模型，推動實現社會組織風險早期發現、智能研判、精準干預”。

這一技術路線圖描繪了監管模式的深刻變革：對于遵紀守法的組織，通過智能填報輔助功能提升便利度，幾乎感覺不到政府的存在——這是“無事不擾”；對于有風險苗頭的組織，通過風險識別模型早發現、早預警、早干預——這是“無處不在”。從“人防”到“技防”的轉變，既提升了監管效能，又降低了合規成本。

七、實踐圖景：政策落地的基層創新

7.1 浦東新區：引領區建設的“浦東方案”

作為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核心區域，浦東新區在促進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方面率先突破。2026年1月出臺的《關于促進浦東新區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的扶持意見》，以“戰略引領、系統賦能、融合共治”為主線，呈現出三大創新亮點：

一是聚焦“國家戰略+浦東實踐”，重點扶持行業協會、科技類社會組織、社會治理類社會組織，首次明確支持社會組織助力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交流。二是構建“全周期+多維激勵”機制，提供最高20萬元的國家級機構落戶補貼、最高10萬元的科技成果轉化獎勵，覆蓋“落戶—運營—人才—科研—品牌”全鏈條。三是突出“行業培育+深耕服務”，通過“行業發展補貼”“項目補貼”等政策工具，鼓勵社會組織在同一社區連續3年實施社會治理項目，推動其在服務經濟、參與治理中發揮專業化、可持續的作用。

7.2 長寧區：協商民主的社會組織路徑

長寧區作為全市首批三個社會組織協商試點區之一，在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方面走在前列。2025年10月發布的《長寧區社會組織協商十大場景》，為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提供了清晰路徑和實踐指引。

同時，長寧區發布的《承接政府購買服務社會組織推薦目錄》和《社會組織伙伴護照》兩項成果，進一步完善了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的支撐體系。《承接政府購買服務社會組織推薦目錄》涵蓋經濟發展、社會治理、鄉村振興、民生服務等多個領域，既是社會組織的“集中展示窗”，更是精準對接供需的“立體名片”；《社會組織伙伴護照》融合全區28家具有實體空間的社會組織，設計四條主題打卡路線，推動社會組織講好自身故事、展示面貌。

7.3 松江區：全鏈條扶持的基層探索

松江區的實踐特色在于“全鏈條扶持”和“樞紐型支撐”。2023年出臺的《松江區促進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扶持辦法》通過政策和資金支持重點類型社會組織成立運作、吸納就業、參與評估、實施項目、發揮樞紐平臺作用，每年撥付五項扶持資金共計100余萬元。

在樞紐型平臺建設方面，松江區實現“區級+鄉鎮（街道）”樞紐型社會組織全覆蓋，形成社會組織工作區域化管理的重要支撐體系。在社區基金會建設方面，推動鄉鎮（街道）社區基金會立足社區需求，廣泛鏈接多元主體，激活“五社聯動”機制，以社區基金“小杠桿”撬動基層治理“大效能”。

八、結論與展望：邁向高質量發展的社會組織

通過系統分析《2026年上海市社會組織工作要點》及其在基層的實踐落地，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上海正在構建一個“六維一體”的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體系。 這一體系以黨建引領為“魂”，以制度完善為“基”，以結構優化為“骨”，以培育扶持為“翼”，以服務大局為“用”，以規范監管為“盾”。六個維度相互支撐、有機統一，形成推動社會組織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型的制度合力。

第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涵是從規模擴張轉向價值創造。 政策釋放的明確信號是：只有那些真正能解決社會問題、創造社會價值、具備核心競爭力的組織，才能在這片沃土上茁壯成長。科技類社會組織要服務新質生產力，社區社會組織要深耕基層治理，行業協會商會要助力產業發展——每一類組織都要找到自己的“生態位”，在服務國家戰略和社會需求中實現自身價值。

第三，政府角色正在從“管理者”向“賦能者”轉變。 無論是“綠色通道”的主動服務，還是“聚力計劃”的資源鏈接；無論是“一進一留”的人才戰略，還是“無事不擾”的數智監管，都體現了政府職能的深刻轉變。這一轉變的核心是：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控者”，而是與社會組織共同成長的“伙伴”和“賦能者”。

第四，基層創新為政策落地提供了豐富養分。 浦東的“全周期扶持”、長寧的“協商民主路徑”、松江的“樞紐型支撐”、東明路街道的“數字治理”——這些鮮活的地方實踐，既是對市級政策的創造性落實，也為政策的迭代優化提供了經驗反饋。

展望未來，上海社會組織的“高質量發展”之路仍面臨諸多挑戰：人才隊伍建設的長效機制如何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的自我造血能力如何持續提升？跨部門協同的綜合監管如何避免“多頭管理”？數智賦能的監管創新如何平衡效率與隱私？這些問題的破解，既需要頂層設計的持續完善，也需要基層實踐的不斷探索。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混日子的時代確實結束了。在高質量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上海社會組織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那些能夠把握機遇、迎接挑戰、不斷提升自身專業化和規范化水平的組織，必將在“滬社星耀”的藍圖中有更大的作為，成為上海這座超大城市“軟實力”的重要支撐。

作者簡介：王連升，研究員，構建了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以"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以"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的完整思想體系。兼任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CSR專委會副會長，北京ESG研究院專家顧問，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自2019年入職工業和信息化系統，深耕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供應鏈責任追溯等）及政產學研用媒利益相關方影響等領域。支撐完成工業和信息化部課題40余個。發表諸如《綠色金融與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矛與盾》等學術研究200余篇。主導參與或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等多項行業關鍵標準。主導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行業報告6本。2022-2025年，被評為“2021年度中國產業研究突出貢獻者”“2022年度電子信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突出貢獻者”“2024年度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準委員會杰出服務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委會杰出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中國ESG杰出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