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一哥白巖松病痛纏身多次輕生，57歲白發滿頭

有一個人，站在鏡頭前三十年，經手了這個國家幾乎所有的歷史性時刻。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他最風光的那些年，他同時也在跟一件事死磕——他想活下去。

1968年8月20日，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白巖松出生了。

這個地方在中國版圖的最北邊，離莫斯科比離北京還近。

草原、風沙、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是那種讓人一眼看過去就覺得"出頭很難"的地方。

白巖松的父母都是普通工薪族，父親是工人，母親是老師，家里不富裕，但也算穩定。

穩定在他八歲那年徹底結束了。

父親因病去世，那一年白巖松才八歲。

上面還有一個哥哥白勁松，兩個孩子，一個母親，一份并不豐厚的工資，日子怎么過，全靠省。

母親沒有垮，這是白巖松后來反復提到的事——她就是那種不說廢話、把讀書這件事死死摁在心上的人。

哪怕再難，也要讓兩個兒子有書讀、有學上。

在那個年代，在那個地方，一個失去父親的家庭靠著母親的薪水把兩個兒子送進大學，這件事本身就需要一點倔勁。

白巖松從小就愛看書。

這不是傳記里慣用的美化說法，而是后來他自己多次講到的事實——他舅舅、舅媽、姑姑都是老師，家里書多，他從小就泡在里面，看什么都行。

這個習慣救了他不止一次，包括后來最難熬的那段日子。

中學時期，他就讀于海拉爾二中，成績說不上拔尖，但夠用。

臨近高考的兩年，他逼著自己猛沖，把課本翻了一遍又一遍。

1985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廣播學院（即現在的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

從呼倫貝爾到北京，坐火車得跑將近兩千公里。

對這個少年來說，這不只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

進了北京廣播學院，他有點不適應。

大城市來的同學見過的世面多，他那口濃重的內蒙古口音在北京顯得很突兀。

按照后來他自己的說法，開始那段時間，他把所有勁兒都使在了學習上——不是因為特別熱愛課業，而是沒有別的地方可以使勁。

大學四年，他成績一直很好，還喜歡踢足球，這個習慣一直保留到今天，后來踢球摔倒還上了熱搜，但那是2025年的事了，先按下不表。

離鏡頭遠著呢。

他就這么干了幾年。

直到1993年，命運給他推開了另一扇門。

那年，他原本想創辦一份流行音樂報紙，手續都在辦，結果沒成。

正在這時，央視那邊有人找到他——《東方時空》在招人，問他愿不愿意去試試。

就這么歪打正著，他上了那輛車。

1993年5月1日，一檔叫《東方時空》的節目在央視早間亮相。

這個時間點值得停下來說一說。

1993年的中國正在加速往前跑，改革開放已經推進了十幾年，社會變化快得讓人喘不過氣。

《東方時空》想做的，是把這個邏輯翻過來，從"宣傳"變成"傳播"。

白巖松后來在接受新華網采訪時說，這檔節目的誕生和改革開放密切相關，"沒有鄧小平南巡，就沒有《東方時空》"。

這話說得直，但一點不錯。

時代給了空間，一批有勁的年輕人就往里鉆。

白巖松是其中一個。

他在節目里主持的是子欄目《東方之子》——做人物訪談，采訪各行各業的代表性人物。

問題是，他剛進去的時候有個大麻煩：那口內蒙古口音。

央視對主持人的普通話要求極嚴，念錯字要被扣錢，方言腔更是不行。

白巖松那時候下了死功夫練發音，妻子朱宏鈞幫他在稿子上一個字一個字標拼音。

兩個人一起摳，反復練，把每一個容易跑偏的音都盯死了。

這里要提一下朱宏鈞。

她是白巖松在廣播電臺工作時認識的同事，兩人1992年結婚。

后來很多年里，她一直是那個在白巖松背后默默兜底的人，尤其是在他最難的那段時候，但這個后面再說。

發音的問題解決了，節目開始穩住。

《東方之子》一經推出，迅速引發業內討論。

一個非科班出身的主持人，用一種之前央視早間節目從沒有過的風格做訪談，把鏡頭對準了普通意義上容易被忽視的細節，把采訪者和被訪者之間的視角拉到了同一水平線上。

觀眾開始記住這張臉。

接下來的幾年，白巖松的名字開始跟一系列歷史性直播事件掛鉤。

1997年，香港回歸。

這一年是白巖松職業生涯里公認的重要節點。

他參與了央視對香港回歸全過程的直播，同年還參與了三峽大壩截流的電視直播。

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意味著一件事：央視已經開始把他當成能撐起重大場合的主持人來用了。

同年，他獲得1997年度金話筒獎電視金獎。

金話筒獎是中國廣播電視播音與主持作品的最高獎項，得這個獎，意味著他在業內的位置已經不用再證明了。

1998年，長江抗洪。

白巖松參與了那年的抗洪救災報道。

那一年整個夏天，長江流域的洪水是全國最大的新聞，央視的記者和主持人輪流在前線跑，白巖松是其中之一。

1999年，澳門回歸，國慶五十周年慶典。

連著兩個大事件，他都在。

到2000年，他主持了悉尼奧運會的報道，同年被評為**"中國十大杰出青年"**。

這個頭銜是共青團中央評的，含金量不低，能進這個名單的人，通常在各自領域已經站穩了位置。

"破格"這兩個字很關鍵，說明他晉升的速度比正常流程快，這在央視新聞評論部里并不多見。

這一年他還參與了兩件大事的報道：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成功，以及中國加入WTO。

同年11月，他參與策劃創辦了《時空連線》欄目，出任主持人兼制片人——從主持人變成了制片人，開始往管理端走。

2003年，央視新聞頻道創建。

白巖松開始主持《中國周刊》（后來改名叫《新聞周刊》），同時還主持《央視論壇》，兼任《新聞會客廳》制片人。

這時候他在央視的角色已經不是單純的主持人，而是一個能獨立操盤節目的媒體人。

2008年，《新聞1+1》開播。

這個節目是白巖松后來最核心的陣地。

節目的形式是"評論員加新聞"，不只是播報，而是評，是問，是不留情面地追問。

這套路子在央視新聞頻道是頭一回大規模這么做，節目開播之后，很快成了頻道的旗幟。

白巖松后來在這個節目里守了將近二十年。

他不叫"主持人"，叫"評論員"。

這個稱呼的差別是有意為之的——主持人是串場的，評論員是要表達觀點的。

這一字之差，是他主動要的。

這條路不短，也不平。

而就在這段路的中間，他經歷了一段幾乎沒人知道的事。

這一章要講的事，很多人不相信。

因為鏡頭里的那個白巖松，沉穩，清醒，遇到什么事都能侃侃而談，表情上幾乎看不出什么情緒。

這樣的人，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有整整一年睡不著覺，體重從80公斤掉到55公斤，天天想的是自殺？

但這是他自己說的。

不是在哪本書里寫的，不是經紀人代為澄清的，是他本人，在公開的采訪和演講中，親口講出來的。

中國新聞網2008年的采訪有記錄，中紀委的官方視頻也有記錄。

他選擇了公開談這件事，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

時間節點大約在1990年代中后期。

當時他已經在央視站穩了腳，《東方時空》做出了名聲，金話筒獎也拿了。

外人看來，這個人的日子應該越來越好過。

但就在這時候，他垮了。

垮的方式是失眠。

不是偶爾睡不著，是徹底睡不著。

整夜整夜躺在床上，腦子不肯停，天花板盯一晚上，天亮了還是沒有睡著。

一開始是幾天，然后是幾周，然后是長達一年。

失眠帶來的連鎖反應很快顯現出來。

他的后腦勺開始掉發，出現了斑禿。

一開始同事們看見了，誰也不敢跟他說，怕他難堪。

直到妻子朱宏鈞和母親發現了，他才知道自己的狀況已經到了這一步。

體重直線往下掉。

從80公斤掉到55公斤，將近50斤，幾個月內掉完。

原本結實的身板，突然就空了，衣服掛在身上像架子撐著。

每晚只能睡三到四個小時，有時候甚至一分鐘都睡不著。

然后是更深的東西冒出來——他在接受采訪時說，那段時間，他天天在想的就是自殺，不想活了。

這個念頭反復來，不是一次兩次，而是持續了很長時間。

他后來說，有連續四五個月，他一分鐘都睡不著，天天琢磨著不想活。

那段時間，他跟妻子幾乎不開口說話，兩個人之間的日常溝通全靠寫——拿筆寫在紙上，一來一回地遞。

想象一下那個畫面：兩個人坐在家里，隔著一張桌子，沒有聲音，用筆在紙上寫字說話。

這不是什么影視劇里的場景，這是白巖松家里真實發生過的日子。

他是怎么撐過來的？

是妻子拉他出來的。

朱宏鈞發現不對勁之后，帶他去醫院檢查，確診了抑郁癥。

確診之后，她堅持陪他吃藥，督促他規律休息，在他狀態最差的時候沒有離開。

白巖松后來說，如果沒有妻子，他可能早就倒下了。

他說這話不是客套，是字面意思。

另一件救了他的事是讀書。

這件事看起來很樸素，但在那段時間里，它是他唯一還能抓住的東西。

買書、看書、一本接一本地看。

讀書讓他開始慢慢想明白一些事——怎么接受自己的缺陷，怎么跟那些解決不了的問題和解，怎么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里找到一個活下去的理由。

他說，讀書幫了他非常大的忙。

這不是養生雞湯，這是一個真實經歷過至暗時刻的人，在回頭看的時候說的話。

他沒有吃安眠藥。

這件事他也說過——整個失眠和抑郁的過程里，他一片安眠藥都沒有吃過，靠著熬和讀書撐過來的。

旁人很難評價這個選擇是對是錯，但他扛過來了，這是事實。

從那之后，白巖松繼續坐回了鏡頭前。

但他變了一些。

說話的節奏比之前慢了，鬢角的白頭發開始多了起來。

熟悉他的人說，出了那段之后，他整個人看上去不一樣了——不是變老了，是沉了一層。

這個"沉"字，用在這里不是形容詞。

是經歷過某種東西之后，那種東西留在身上的重量。

從抑郁的低谷走出來之后，白巖松沒有慢下來，甚至可以說，他的后半段職業生涯，反而到了另一個維度。

時間推進到2018年。

2018年3月，白巖松當選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

同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這兩件事疊在一起，意味著他的社會身份已經從"央視主持人"擴展到了更大的范疇——他開始在政策討論層面發聲。

作為政協委員，他在關于教育、環境、媒體生態等議題上都表達過明確立場。

這跟他多年來在《新聞1+1》里養成的習慣一脈相承：不只是轉述，而是要說自己的判斷。

2019年9月，他兼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

這個職務不是榮譽頭銜，是有實質工作內容的——中國紅十字會負責的是緊急救援、災害應對、獻血推廣等公共衛生領域的工作。

白巖松本人對公益議題的關注由來已久，這個任命跟他一貫的公共表達方向是對得上的。

然后是2020年。

2020年1月20日，這是一個需要單獨停下來講的日子。

那時候，新冠疫情在武漢已經發酵了一段時間。

1月初，武漢市衛健委發布了通知，說"有限人傳人"，但具體情況公眾還不清楚。

那段時間，信息是混亂的，很多人不知道該怎么判斷。

1月20日晚間，白巖松在《新聞1+1》演播室里直播連線了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

這次連線的內容，后來被人民日報、央視網、中紀委官方渠道反復提及，被定義為"打響國內抗疫第一槍"。

連線里，鐘南山明確表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存在人傳人的現象。

這是中國官方首次公開確認病毒具有人傳人能力。

這句話說出來的瞬間，改變了整個中國公眾對疫情的認知框架。

在這之前，很多人還抱著僥幸心理。

在這之后，沒有人再能裝作不知道了。

白巖松后來在中紀委的訪談里回憶，直播結束那天，他11點多才到家，節目主任給他發了條短信，說"剛才的節目刷屏了"。

那條短信他收到的時候，大概才開始意識到那期節目意味著什么。

整個疫情報道期間，《新聞1+1》幾乎每天都在直播，采訪名單拉出來是一張讓人咂舌的單子——李蘭娟院士、王辰院士、比爾·蓋茨、《柳葉刀》主編理查德·霍頓、各國駐華大使……白巖松把這件事做成了一個持續跟蹤、層層深入的報道序列，而不只是一期節目。

他后來說，關鍵在于"是不是在最重要的節點和最需要的時候去做了報道"。

這句話聽起來簡單，做到的人并不多。

時間再往后，2023年9月8日，白巖松擔任杭州第19屆亞運會火炬手。

這個畫面很多人看到過——他跑起來，腳步穩，表情認真。

那時候他55歲。

2025年6月，他在一場足球友誼賽中摔倒了。

據報道，當時他摔得不輕，面露痛苦，但他站起來了，繼續跑，比賽沒有停。

這個畫面在網上傳開之后，評論區里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是擔心，說他這個歲數了，還踢什么球；另一種是調侃，說央視一哥還在場上拼，這比很多年輕人都能打。

白巖松本人對這件事沒有多做回應。

這很白巖松。

進入2026年，他依然守在新聞評論的崗位上。

2026年4月4日播出的《新聞周刊》里，他談到了跳水運動員全紅嬋。

他說網上有人造謠，說他不喜歡全紅嬋。

他反問，誰會不喜歡全紅嬋？從東京奧運到巴黎奧運，蟬聯金牌，今年才19歲——他希望全紅嬋不必背負太多壓力，健康順利成長就好。

這個細節拿出來不是為了蹭熱點，而是因為它說明了一件事：這個人的注意力，到最后，始終放在年輕人身上，放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到這里，要把所有的線索收攏一下，說一說這三十年里，白巖松這個人到底代表著什么。

先從職業軌跡說起。

1993年，《東方時空》，他參與創辦，主持《東方之子》。

1997年，香港回歸直播，金話筒獎。

2003年，《新聞周刊》。

2008年，《新聞1+1》。

2020年，采訪鐘南山，那期節目刷屏。

2023年，亞運會火炬手。

2026年，還在。

三十三年，同一張臉，坐在幾乎同一個地方。

這件事本身是反常識的。

現在的媒體環境里，一個主持人能撐過十年已經很難得，很多人五年就消失了。

白巖松守在那個評論員席位上超過三十年，這不是慣性，這是主動維持的結果。

他在央視的角色經歷了一次重要的轉型——從主持人到評論員。

這個轉型發生在《新聞1+1》開播之后。

他堅持用"評論員"這個稱謂，而不是"主持人"，是有意為之的區別。

主持人負責串聯，評論員負責判斷。

他想做的是后者。

這個立場維持了很多年，包括在那些最難開口的時候。

再說心理健康這件事。

白巖松公開談抑郁癥，是一件在中國媒體圈里至今仍屬罕見的事情。

他不是在某個健康類節目里順帶提了一句，而是在多個不同場合、以具體細節的方式，把那段經歷完整地說出來——失眠、掉發、暴瘦、想死、用筆跟妻子溝通。

這需要勇氣，尤其對一個長期出現在公眾面前的媒體人來說。

中國社會對心理健康問題的整體認知，在過去二三十年里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但偏見依然存在。

一個公眾人物說自己得過抑郁癥，意味著要承擔被誤解的風險，被人覺得"脆弱"，被人覺得"不穩定"。

白巖松選擇說出來，客觀上為那些正在經歷類似處境的人——尤其是高壓行業里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很少見的參照。

他不是在消費自己的苦難，他是在把它說清楚。

走出抑郁之后，他通過閱讀和運動維持狀態。

踢足球這件事，他堅持了幾十年，55歲了還在球場上跑，摔倒了還繼續。

這不是什么勵志宣言，就是一個人找到了自己的出口，然后一直守著它。

還有一件事值得單說——他對年輕人的態度。

比起早年那個鋒芒外露的"國臉"，近年來的白巖松在節目里明顯更愿意把空間讓出去。

他談全紅嬋，說希望她不要背負太多壓力；他談媒體生態，說更多年輕人應該進來；他談讀書，說這件事是他自己的救命稻草，希望更多人能找到自己的方式。

他把鏡頭對外，而不是對自己。

這件事在一個已經功成名就的人身上發生，并不是理所當然的。

很多在自己領域做出了地位的人，到了這個年紀都開始守成。

白巖松沒有，他還在往外推。

最后說一個細節，關于他的頭發。

2024年起，關于他"57歲滿頭白發"的話題在網上多次出現，閱讀量動輒上億。

評論里有人心疼，有人感慨歲月不饒人，也有人說他顯老了。

他本人沒有回應這件事，一次都沒有。

一個在鏡頭前活了三十多年的人，對自己的外貌，對那些審視，選擇沉默。

這個沉默本身，是一種態度。

從呼倫貝爾草原上那個靠母親一人供書的少年，到守在長安街演播室里問出"肯定有人傳人嗎"的評論員，白巖松這三十年走下來，不是一條筆直向上的曲線。

有失眠，有暴瘦，有斑禿，有那幾個他說"特別嚴重"的念頭。

有那段用筆跟妻子說話的日子，有那一本一本撐過去的書，有被妻子帶去醫院確診之后的那個早晨。

這些事沒有消失，它們沉在底下，變成了他說話時那種慢下來的節奏，變成了他鬢角里那些白發，變成了他在鏡頭前坐定之后，問出那些應該被問出來的問題時，那一點多出來的分量。

他繼續在。

這大概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