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琢物 巧奪天工

周藝珣 繪

【勇做新時代的奮斗者】

編者按

文物，既承載著燦爛文明，又傳承著歷史文化，更維系著民族精神。推動文物事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一位位文物保護工作者的接續努力。

不久前，國家文物局公布了首屆“全國文物大工匠”10名宣傳選樹對象。本期讓我們走近4位先進典型，看他們如何弘揚工匠精神和文物保護工作者“擇一事終一生”的職業精神，讓文物“活起來”，煥發新時代光彩。

當好石刻“御用醫生”

本報記者 李韻 任歡

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館員陳卉麗。資料圖片

如果你來到重慶市的大足石刻景區，看到了位于寶頂山的千手觀音造像，一定會為上千只手臂猶如孔雀開屏的絢麗多姿所震撼。

“資料會告訴你，千手觀音造像一共有1007只手臂，或伸或屈，或正或側，顯得圓潤多姿。但資料不會告訴你，1007只手臂里的這一只，是可拆卸的。”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館員陳卉麗指了指主尊像右邊前伸的主手，輕笑著說。

把時鐘撥回到2008年。當時，大足石刻因近千年的冷暖交替、風吹日曬、雨霧侵蝕等自然作用，保護形勢已十分嚴峻。千手觀音造像身上所貼的金箔更是或開裂或卷曲。因病害極其復雜、保護難度極大，且國內外無成功案例借鑒，大足石刻千手觀音造像搶救性保護工程被列為國家石質文物保護一號工程。

陳卉麗擔任了石質修復組組長，承擔著修復工程中重要的石質本體修復任務。誰也沒想到，這項任務，最終持續了8年。那段時間，她幾乎每天早上7點多鐘就趕到修復現場，晚上10點多鐘才回家。

除了要面對時間的鏖戰，還要不斷經歷新挑戰。

陳卉麗團隊在修復過程中發現，千手觀音造像主尊像右邊前伸的主手自腕部殘缺。“做文物修復工作，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和最小干預的原則，確保文物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她說。為修復這只手，她帶隊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并先后對重慶、四川、河北、山東等地30多座石窟的觀音像進行實地考察，試圖找到修復依據，結果都無功而返。

修還是不修？這成了一個難題——修，就會違背真實性原則；不修，又會極大地影響造像的完整性。

經過反復論證，陳卉麗在基于對文物修復的真實性要求，并對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綜合考慮的基礎上，探索研究出“可拆卸式”文物修復方法。她依據千手觀音造像對稱原則，按照另一側對應手的形態，在斷手原有修復孔上，接入一只可拆卸的“新手”，如果今后找到依據，可以輕松取下重新修復。這一創新性修復方法得到文物專家的一致認可。“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們要窮盡自己的能力，用雙手呵護它們。”陳卉麗認真地說。

這股較真的勁，一直伴隨著陳卉麗，手術刀、注射劑、鑷子……操縱各類工具時，她總是小心翼翼。她還總結出了一套石質文物病害診斷“望聞問切”的“四診法”——“望”是看文物的表面狀況；“聞”則是嗅文物表面氣味；“問”是向文物看護人員了解文物變化情況；“切”則是采用手輕觸感受文物是否空鼓、疏松。“作為文物醫生，要懂得怎樣和‘病人’溝通病情。”她說。

不久前，陳卉麗又修復了一尊造像。修復前，她總覺得它愁眉苦臉，好像在說身體不舒服；修復完成后，她又覺得它似乎笑了，仿佛在說，現在舒服多了。

“雖然我從事文物保護修復工作已經超過30年，但我仍愿在一線發揮余熱。我也希望能夠早日找到修復依據，讓千手觀音的那只手，恢復得更準確。”陳卉麗微笑著說。

聆聽簡牘“千年告白”

本報記者 李韻 安勝藍

湖北荊州文物保護中心主任方北松。資料圖片

竹簡，是穿越千年時光的文明信使。古人云，“截竹為簡，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歷史的卷軸里，一根根飽含信息的竹片被絲繩編連，串起了古老綿延的中華文脈。

但竹木易腐。“簡牘出土前被地下水浸泡了千年，出土時常常糟朽不堪。接觸到空氣，瞬間氧化變黑，文字無法辨識。因此，需要對它進行脫色和脫水，讓它恢復原來的顏色和形態。”湖北荊州文物保護中心主任方北松說。

在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的文物修復室里，方北松將一枚2000多年前的簡牘泡在蒸餾水中，用軟毛筆輕輕清洗，再將清洗后的簡牘放到信息采集臺上量尺寸、記錄、編號、綁線，接著開始脫色、脫水、包裝……修復一枚簡牘，要經過20多個步驟。

這一套精心設計的修復方案，凝結著方北松和團隊的心血和智慧。

1992年，方北松承擔了江陵楊家山出土秦簡的修復任務。他花了幾個月時間，用不同種類和濃度的試劑在空白竹簡和碎木片上反復比對實驗，終于選定了還原性高、對竹簡傷害小的連二亞硫酸鈉作為脫色劑，將秦簡成功復原最初顏色。

同時，他和團隊還在尋找脫水試劑。他發現，經過蠟封，物品能完好保存幾十年。他靈光一閃：能不能找到一種類似蠟的物品，穩定且色彩與成分單一，用來保護竹簡？

于是，他一頭扎進實驗室，從高分子材料到低分子有機材料，經過幾年實驗，終于篩選出了十六醇——它能將簡牘中的水置換出來，并穩定支撐起糟朽綿軟的纖維，起到隔絕空氣和保護的作用，便于簡牘長期保存。

在先進的脫水脫色技術之外，修復簡牘還要靠大量的“笨功夫”。不少出土簡牘十分脆弱，甚至不能用鑷子去夾，只能用小竹片將它輕輕挑起移動，操作中每一步都不容閃失。“一個人一天只能清洗兩枚左右。”方北松說。

一個人，一天，兩枚簡。多年來，正是在這樣日拱一卒、集腋成裘的堅持中，方北松團隊先后完成了18萬余枚竹木簡牘修復，其中包括長沙走馬樓吳簡、湘西里耶秦簡、荊門郭店楚簡、南昌海昏侯墓簡牘等赫赫有名的出土簡牘，讓千年前的墨書文字原貌呈現在世人面前。

“每一次文物修復，都會激發我內心的文化共鳴。”方北松說，即使過去多年，他修復的一枚竹簡仍然讓他記憶猶新—經過脫色，荊州夏家臺出土的一枚竹簡上顯出修長的楚國文字“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恰如他的心境。

“我將堅守初心，不斷探索新技術，傳承文物修復事業，以我生之有涯護文物之不朽。”方北松說。

品味陶俑“滄桑美感”

本報記者 李潔 崔志堅 本報通訊員 柴亮娥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研究館員馬宇。資料圖片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麗山園的文物修復室里，傳來細微的沙沙聲。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研究館員馬宇，正手持手術刀，沿著陶片表層彩繪的土垢，一層一層地清理，每一下都極輕。

“文物不可再生，不正規的操作對文物的損傷，遠大于自然的損傷。”馬宇說，“清理不是越干凈越好，要把握好度。要保留歷史的滄桑，這全憑修復師的敬畏與良心。”

每一次處理，馬宇都會詳細記錄文物狀況。他常說：“文物修復如同給文物‘看病治療’，完整的修復檔案就像‘病歷’，能為后人留下珍貴的歷史線索。”為此，他為每一件文物建立雙份檔案：電子文檔留底，手寫留存入心。

在長期實踐中，馬宇始終堅持探索適合中國的文物修復道路。“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將國際先進的文物保護修復理念，與中國國情、中華文化和我們自身的認知相結合。文物修復不只是一門手藝，更要建立適合我們的修復理論與修復認知。”他強調，“中西方文物材質不同、審美與欣賞習慣有所差異，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工作中的馬宇，有一種近乎執拗的認真。從石鎧甲、百戲俑到水禽青銅器等珍貴遺存，他攻克了一項項“不可能”的文物修復任務，累計保護修復文物700余件，其中一級文物45件。

提及修復生涯中印象最深的文物，馬宇說起秦陵K007水禽坑25號彩繪青銅鶴。這件器物以超寫實手法捕捉動態瞬間，技藝之精、觀察之微，即便以現代眼光看也難度極高。“2000多年前的匠人，早已把‘藝術來源于生活’做到極致，他們的觀察力與智慧，讓人震撼。”時至今日，他仍難掩驚嘆。

守著驪山腳下的修復臺30余年，馬宇已經從一線修復師成長為團隊帶頭人。他常說：“文物修復不是一個人的單打獨斗，大型文物靠一個人根本完成不了，必須靠團隊協作。”因此，他用心培養團隊里的每一個人，反復叮囑大家要心懷敬畏、踏實做事，守住文物修復的初心與底線。

從業多年來，馬宇先后獲評全國文物大工匠、大國工匠、三秦工匠。面對諸多榮譽，他依舊謙遜：“我覺得自己只是做到了合格水平，離真正的精益求精還有距離。”

“人生短短幾十年，總要留下些什么。”馬宇說，每一件文物都是與古人跨越時空的握手，修復文物，要對得起歷史，對得起千年前的匠人，更要對得起后人。語罷，他俯身繼續，修復室里又傳出沙沙的聲響。

留下青銅“時間證詞”

本報記者 顏維琦

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張珮琛。資料圖片

“修復不是修新。”這是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張珮琛反復念叨的一句話。

說這話時，他正伏在工作臺前，面前是一件殘損的青銅器和各式各樣的修復工具。在他眼里，每一道裂痕、每一處殘缺，都是時間留下的證詞。修復的意義，不在于抹去痕跡，而在于理解與尊重它們。

30多年來，張珮琛修復和復制過的文物數量達上千件，參與過不少重要項目，其中不乏“國寶級”文物。但若問影響最深的，“是我從業后跟著師傅學習幾年后，第一次獨立完成修復的第一件青銅器——一件商晚期獸面紋高足盤。”他說。

那件器物器形大氣、紋飾精美，但出土時破損、變形都很嚴重。對當時的張珮琛來說，那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高難度”任務。“那時候沒有太多經驗可以依賴，只能憑借學徒經驗一邊做一邊判斷，一步一步往前推。”他說。

張珮琛記得很清楚，每個環節都做得很慢，也很謹慎。“印象最深的，是那種‘百分之百投入’的狀態。一方面是專注，另一方面也帶著一點年輕時候的初心——‘想證明自己’。每做完一步都會反復檢查，生怕哪里處理不到位。”他說。

等到器形逐漸恢復出來的那一刻，成就感是直接的。更重要的收獲是，張珮琛建立起對自己的判斷和技術的信心，“這一行很多東西不是一開始就會的，而是在不斷試錯、修正中慢慢形成的。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大概就明白了——這是一份需要時間去沉淀的工作，急不來，但也不會辜負人。”

2023年，張珮琛帶領團隊參與“三星堆出土青銅文物保護修復項目”。“三星堆最特別的一點，是它的不確定性。”他說。很多文物出土時的狀態，和大家在展廳看到的完全不一樣。比如那件“金面具笄發青銅人頭像”，出土時頸部斷裂、器形變形，表面還被大量象牙、附著物包裹，看不出完整形態。

“我們要做的第一步，不是急于‘修’，而是先搞清楚它原來是什么樣子。”張珮琛感嘆。更有意思的是，文物里面還有文物——在清理過程中，他們從一些青銅容器和頭像內部，又陸續清理出金飾片、銅樹枝、象牙制品等一批文物，“相當于在一件文物里‘再發現一批文物’。這種情況，在以往項目里是很少見的”。

正因為這些挑戰，這項工作的意義就不只是“修好一件器物”。“比如通過CT掃描、清理分析，我們能看到青銅器的鑄造方式、內部結構，甚至判斷它們之間的組合關系，這些都會反過來推動考古研究。”張珮琛說。

近年來，傳統以手工修復為核心的技藝不斷受到新技術的影響。但張珮琛始終認為，文物修復的發展，本質上不是“用科技替代傳統”，而是讓科技為技術服務，使優秀的傳統技藝更科學與安全。

他更傾向于將這種融合理解為一種協同分工：科技在前端拓展認知，傳統技藝在末端實現價值，“我們追求的并不是把文物‘修得更新’，而是讓它在尊重真實性的前提下，被更準確地理解、更安全地傳承”。

采訪結束時，張珮琛說了兩句話，像是給自己定的規矩，也是對這份職業的告白：

“耐得住寂寞。這是一門需要時間沉淀的行業，沒有捷徑。”

“守得住底線。文物修復首先是對歷史負責，要始終把真實性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