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進士、舉人出身的官員不到一半，另外一大半都是哪些人？

清代時期官員中進士與舉人出身不足一半，剩下的官員主要來自哪些背景和途徑？

雍正六年初春，京城正值河水初漲，紫禁城內的御前會議一直持續到深夜。大學士張廷玉剛進殿，就被皇帝問了一句：“水利之事，鄉試出身的翰林可頂得住嗎？”張廷玉沉吟片刻，只得實話實說：“臣恐未必人人熟水工。”一句話，道出清代用人的尷尬——單靠科舉遠遠不夠。

如果把乾隆朝前后在任的尚書、總督、巡撫合在一起做個統計，會發現進士出身的人大約只占四成出頭。剩下那更大的一塊，來自五花八門的渠道，而且各有來歷：有的是皇族或異姓軍功之后，有的是國子監貢監生，有的是低級衙門里熬出頭的吏員，還有一批則干脆拿銀子捐了頂戴花翎。

先看皇族與軍功這一支。滿族八旗制度決定了朝廷必須保證本族武力的核心地位，上三旗下的王公貝勒往往不必折騰科舉，輕輕松松就能掛上散秩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之類差事。軍功爵位更是打開另一扇門：乾隆平定準噶爾時，隨軍的索倫馬甲海蘭察靠著行伍出身一路升到一等公，后來又兼署兵部右侍郎。對旗人來說，戰場就是考場，馬蹄聲便是奏折。

科舉之外的教育口，國子監擔當了重要配角。歲貢、拔貢、恩貢源源不斷地把府州縣里成績不錯的生員送進京師。這些人不必經過會試、殿試的層層篩殺，只要在國子監完成規定年限的讀書并通過期考，便能獲得州同、縣丞、主簿等佐貳職位。有人戲稱這是“官學直通車”，雖然起點不高，卻勝在穩定。至于蔭監生，更是憑祖輩功勞繼承，父親是正二品大學士，兒子往往只需再低四級就能掛官，六品一張頂子往往唾手可得。

有意思的是，清廷在專業崗位上從來不迷信八股。河道、水利、鹽務、礦務，動輒牽涉百萬百姓生計，若只考四書五經顯然不對癥。康熙、雍正兩朝設立博學鴻詞與經濟特科，專挑通曉天算水利之人。王士俊就是通過經濟特科脫穎而出，被派往直隸總河任職，日后還主持過黃河復堤。殿試時，雍正低聲向身邊大臣問道：“他真的懂得治河嗎？”大臣答：“回皇上，比背文章更熟。”一句調侃，點出特科的實用主義取向。

與此同時，衙門里的老吏也沒被遺忘。典簿、司獄、經歷、主事這些位置，尤其需要手續熟稔、人情練達的人。乾隆十五年以前，吏員只要考出色，就能依次補授到正八品甚至從七品。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老吏慣會鉆營，弊案屢發。乾隆中期以后，朝廷收緊口子，考職的上限一口氣降到正九品，任期滿五年立即回籍，不許再黏附原衙門，“免得越老越滑”，乾隆在朱批里這樣諷刺。

說到人數最多卻也最惹人非議的，當屬捐納。康熙十七年平定“三藩”后，軍費剛剛填平，朝廷卻發現地方賦稅仍舊緊張，于是開出一個折中辦法：準許士民“輸將若干銀兩”，換取吏、刑、工、兵四部下屬官職。乾隆對這個辦法再無顧忌，直言“庶可濟帑金之不足”，每到國庫吃緊便加開名額。到了道光年間，戶部歲入白銀中，捐納一項竟高達數百萬兩，成為固定稅目。然則捐官也并非萬能鑰匙，在京衙門最多只能混到員外郎，地方則限四品，吏部、戶部、禮部的正經官學出身缺額絕不會留給他們。對此，鄉紳議論紛紛：“花了萬金，原來還得低眉順眼。”

當然，再嚴苛的條文也擋不住官場的暗流。有人靠舉薦奔前程，有人憑銀子換門票，有人以軍功論英雄，還有人老老實實寫八股圖登第。各路人馬匯到一起，造就了一個龐雜而又多元的衙門世界。進士固然光鮮，卻不再是上升唯一的階梯；而那些被稱作“雜流”的群體，也在自己的軌道里維系著帝國的日常運行。

晚清局勢漸趨艱難，一道道軍費、賠款像無底洞般吞噬國帑。為了填補窟窿，咸豐以后出現了“生捐”“恩捐”“軍功捐”等新名目，連協辦大學士都曾掛著捐納章程奔走江南，其位高權重者不再諱言“賣官鬻爵”四字。這時再回望康熙朝的“權宜之計”，已恍若隔世。

翻檢檔案可見，光緒三十年前后，在職的知府里近半數身份并非進士，而是貢監、捐納或軍功出身；各部堂官中，雖仍以進士和翰林為主，可太平天國、捻軍之亂后崛起的大員里，武功世襲與賞格封官的比例明顯抬高。官場結構的這一深刻變化，昭示著科舉所代表的傳統文官培養模式，正在與財政與軍功主導的新路徑彼此磨合。技術官僚、貴族集團、銀票撐起的“臨時干部”，三者共同支撐起晚清那座看似宏大的官僚大廈，也埋下了管理層次繁復、難以迅速決策的伏筆。

“你可知河水兇險？”那年夜里的御前問話，像一聲悶雷。官員們低頭應答，心里卻清楚：只會寫八股固然榮耀，卻不免心虛；只靠家世、銀子或刀尖上立功，就算登堂入室，也要隨時提防被人質疑。清代的統治者以多重通道維系了龐大帝國的運轉，制度之網遍布朝野，卻也因參差不齊的來源和能力，讓后人對這張網的韌性有了不同解讀。不同出身的官員在同一張朝服下各懷心思、各展其技，一起書寫了滿清近三百年的興衰與榮辱。